义训与《本草述校注》释例

义训是训诂的主要方法之一,整理研究《本草述》而成的《本草述校注》,大量使用了义训的方法。本文以实例为证,从词语的注释、医学术语的注释、书证三个方面,意阐释《本草述校注》的条例和义训在研读中医经籍中特殊的作用与意义。     

初唐至盛唐的医学及其时代环境论

自唐于公元610年建国至公元714年安史之乱暴发，唐王朝将中国封建社会推向了一个高峰。出自胡人的唐皇室，既有来自草原的粗犷与豪爽，也有得于中原的细腻与谨严。初唐时期确定的“三教并尊”政策，虽然以道为先，对儒学和佛教也无所摈斥，加之唐太宗、武则天、唐玄宗三位精明政治人物的先后登台，唐王朝的国力不断的上升，社会思想相对活跃，文化学术也日趋繁荣。虽然自玄武门之变以后，唐王朝的高层不断地演绎着惨烈的政治悲剧，但风波所及主要在皇室和勋臣，对整个社会的影响是相对较小的。“经三国、两晋、南北朝摧残的社会，到初唐才恢复了两汉的盛况。”     

人文医家孙思邈

<备急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内容广博,系统清晰,既确切载述着当时医学的方法,又隐约回答了医学是什么、为什么以及怎么做的问题.初唐国力强盛,经济发展,思想开放,文化繁荣,而孙思邈学贯百家,其关于"医学"的理念具有厚重的人文思想基础.初唐时道教、儒学、佛教都受到提倡,对整个社会的人文意识发挥着潜在而深刻的影响,并成为孙思邈人文思想的基础.     

华佗辨证

一带村落,绿树掩映。 乡间路上,一辆牛车在行进。赶车人坐在辕后,轻摇鞭子。车内坐着两人,官吏打扮,表情痛苦,时一呻吟。赶车人目视前方,说：＂两位不必忧虑,华先生神医妙手,一定能药到病除。＂赶车人一摇鞭,牛加快了步子。     

略论中医古典医案的格式

中医医案之最早者为《史记·扁鹊仓公列传》所载的仓公“诊籍”,其文虽在医家传记中,却是医家本人亲撰,与陈寿《三国志》及范哗《后汉书》所载华佗医案出于史家手笔不同。魏晋以后医家医案多在史传中。至唐代,医书中开始出现医案。《千金要方》、《千金翼方》载有孙思邈经治医案,虽附于相应的医方中。《千金要方》和《外台秘要》均记载了晋代医家张苗用桃叶蒸法治愈伤寒无汗的医案。宋元以后,医案之学日趋发展。许叔微撰《伤寒九十论》,载经治医案90则,并加讨论,为最早医案专著。明代江璀集《名医类案》,为重要的医案类书。明清时期还出现了医家医案专集如《石山医案》、《临证指南医案》等。     

《敬修堂医源经旨》述略

《敬修堂医源经旨》,八卷,余世用撰集,成书于明神宗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1成书及刊行《敬修堂医源经旨》书前有序三篇：李日宣序、曹学程序及余世用自序。根据这三篇序,可大致确定该书的成书及刊行过程。《敬修堂医源经旨》的作者为余世用,其自序署为＂化民余世用＂,＂化民＂当是其字。     

中医的文化性格

中医是中华民族创造的医学，将之归于“传统医学”，是因为西方医学经过百数十年来的快速发展，已大有“世界医”的意味。中医的“医学”性质是毋庸置疑的。中医有关于生命和疾病的学说，有关于诊断和治疗的理论，有数以千计的药，各药因采收、贮藏、炮制的差异而效用有别，有数以万计的方，各方因选材、剂型乃至加工细节的不同而功用自异，更不必说异彩纷呈的养生之术和疗效神奇的针灸方法了。     

试论《寓意草》与中医临证议病的传统

《寓意草》为清代医家喻嘉言所撰医案专著。喻嘉言强调议病,既然“议病”是对病因、病机、证候进行分析,对治则、治法、选方、用药进行阐释的过程,那么它必是依据“诊”而发生,并成为“治”的前提,那么它便是必定发生的。当然,“议病”虽不可或缺,却未必都能形诸语言和文字,并通过文献的载述流传下来。喻嘉言撰《寓意草》,强调“先议病后用药”,并提出“议病式”,对中医医案学是有贡献的。从文献载述的内容来看,“议病”始于西汉淳于意,两晋以下而至隋唐尚无医案专书出现,史传所载并不出自医家手撰,因而“议病”环节略显薄弱,但仍有痕迹可寻。     

清代医家俞震生平及其学术观点述略

俞震为清代有较高造诣的医家,其《古今医案按》为中医医案名著,影响较大,流传较广。通过对俞震的生平、著述、学术的考辨分析,认为俞震对临证秉持求实的科学精神,反对荒诞与玄虚;在临床诊断中尤其强调脉诊的意义：既崇尚经典,又强调临证变通,善于将经典理论与临床实际相结合。俞震不仅有明确的医学理念,且精勤于临证,其在按语中为论说医理而穿插的个人医案皆极具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