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鳖纤溶蛋白口服时间/pH依赖结肠靶向微囊的开发及评价＊

地鳖中的纤溶活性蛋白是从地鳖中提取的具有抗栓及抗肿瘤作用的有效成分，其口服易被上消化道酶分解从而限制了应用。采用恒流泵滴制法开发地鳖纤溶活性蛋白时间/pH依赖口服结肠靶向微囊（EnpolypHaga fibrinolytic protein oral colon targeting microcapsules， CTM-EFP）。采用单因素实验和正交实验相结合的方法寻找到包封率为60.17 % ± 2.72 %、载药量为15.50 % ± 0.44 % 的最佳配方。扫描电子显微镜（SEM）显示微囊呈球形、表面光滑，在人工肠液中24 h的累积释放度为99.53 % ± 0.69 %，在人工胃液中24 h累积释放度为7.43 ± 1.04 %，通过时间/pH依赖达到结肠靶向作用。CTM-EFP在人工肠液中的体外释放曲线符合Korsmeyer方程，提示地鳖纤溶活性蛋白（EnpolypHaga fibrinolytic protein， EFP）是通过扩散和侵蚀机制结合释放的。CTM-EFP为EFP的口服给药提供了一种新的剂型，为EFP应用于临床提供参考。     

肠运动昼夜节律及其外科临床意义

肠运动存在昼夜节律，表现为白天活跃，夜间减弱或消失，这是一种内生性的、由时钟基因控制的生物节律。肠运动节律既可与中央节律保持高度一致，也可独立于中央节律而对外周环境刺激做出反馈。外科手术会破坏肠运动的昼夜节律，而围手术期合理使用褪黑素、五羟色胺（5-HT）受体激动剂和非甾体类解热镇痛药等药物则有助于促进此节律的恢复。外科医生了解肠运动节律的机制，有助于加深术后肠麻痹（POI）的认识，再基于时辰药理学，在合适的时机以适宜的剂量给药，或许能进一步缩短POI时间，促进肠运动功能尽早恢复。     

炎症性肠病患者人格特征与应对方式的相关性及心理干预措施

目的探讨炎症性肠病(IBD)患者人格特征与应对方式的相关性及心理干预措施。方法采取整群便利抽样法选取2017年2月至2018年12月济宁医学院附属湖西医院收治的炎症性肠病患者46例为研究对象, 采用自行设计的调查问卷、大五人格模型及应对方式问卷对患者的一般资料、人格特征及应对方式等进行信息收集, 纵向研究IBD患者不同人格特征与应对方式之间的相关性。结果 IBD患者的五大人格特征中神经质、外向性、开放性及尽责性与常模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IBD患者的总体应对方式以解决问题-求助的成熟型为主, 退避-自责的不成熟及合理化混合型较少;IBD患者解决问题-求助的成熟型应对方式与外向性、开放性及尽责性人格特征呈正相关、与神经质人格特征呈负相关(P<0.05);退避-自责的不成熟型应对方式与神经质人格特征呈正相关、与尽责性人格特征呈负相关(P<0.05);合理化混合型应对方式与神经质、宜人性人格特征呈正相关(P<0.05)。结论 IBD患者的总体应对方式以解决问题-求助的成熟型为主, 退避-自责的不成熟及合理化混合型较少, 其中人格倾向于神经质或低责任性的患者更倾向于选择退避-幻想的不成熟型应对方式, 临床中应重点关注此类人格特征倾向的患者, 采取针对性心理干预以稳定其人格, 改变其应对方式。     

自制造口吸引器在一例IPAA术后肠造口黏膜分离患者的护理

溃疡性结肠炎（ulcerative colitis，UC）是炎症性肠病（in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IBD）的一种，可累计结肠和直肠，临床表现为血便、里急后重和腹痛[1]。近年来，UC的发病率和患病率呈增长趋势[2],我国为亚太地区高发国家，UC汇总发病率为1.21/10万人-年[3]。尽管激素及生物制剂的应用提高了UC的治疗效果，仍有30%的UC患者最终需要手术治疗[4]。全结肠直肠切除、回肠储袋肛管吻合术(ileal pouch-anal anastomosis，IPAA)是目前治疗UC的标准术式[5]。大多UC患者行IPAA术后会做保护性回肠造口，由于术前使用激素治疗导致皮肤菲薄，组织愈合能力差，术后造口皮肤黏膜分离较常见。我科于2021年2月份收治一例UC患者，行IPAA术后发生造口黏膜分离，粘贴造口袋困难，通过自制造口吸引器收集肠液，积极处理伤口，加强营养支持、个体化功能锻炼及心理护理，最终康复出院。现汇报如下：     

大黄附子汤对重症急性胰腺炎小鼠肠道微皱褶细胞变化的影响

目的研究大黄附子汤对重症急性胰腺炎(SAP)小鼠肠道微皱褶细胞(M细胞)变化的影响，为大黄附子汤临床防治SAP提供理论基础。 方法选取40只健康SPF级C57BL/6J雄性小鼠，随机分为4组(每组10只)：空白对照组、大黄附子汤对照组、SAP组、大黄附子汤治疗组，其中SAP组和大黄附子汤治疗组分别以3.5 g/kg剂量腹腔注射20% L-精氨酸，空白对照组和大黄附子汤对照组注射等剂量的等渗盐水；于造模后12、24、36 h，空白对照组和SAP组给予等渗盐水0.2 mL，大黄附子汤对照组和治疗组给予大黄附子汤0.2 mL灌肠，均于造模完成48 h后处死取材，使用ELISA检测血清淀粉酶、内毒素、IL-1β及TNF-α含量，取回肠及胰腺组织行HE染色、评分，免疫组化染色检测M细胞特异性蛋白GP2并评分。 结果(1)一般情况：对照组腹腔注射后小鼠一般情况好，精神状态良好，能正常进水，四肢活动自如，行动未受影响；SAP组小鼠腹腔注射后一般情况差，精神萎靡，反应迟钝，行动迟缓，呼吸急促，拱背收腹，饮水减少。(2)SAP组淀粉酶、内毒素、IL-1β及TNF-α水平较对照组明显升高(P<0.05)；与SAP组进行对比，大黄附子汤治疗组血清淀粉酶、内毒素、IL-1β及TNF-α水平出现显著下降(P<0.05)。(3)HE染色：SAP组胰腺及回肠组织坏死严重，可见大量白细胞浸润。大黄附子汤治疗组胰腺及回肠组织轻度坏死，可见少量中性粒细胞等白细胞浸润。(4)免疫组化染色：SAP组与对照组相比GP2表达降低(P<0.05)；相较于SAP组，大黄附子汤治疗组GP2的表达水平升高(P<0.05)。 结论大黄附子汤治疗可改善作为肠道免疫应答起始的M细胞数量与功能，增强肠道免疫应答，减轻肠免疫屏障损伤，减少内毒素入血，改善SAP症状。     

免疫增强型肠内营养治疗脓毒性休克合并急性胃肠损伤的临床疗效

目的 探讨免疫增强型肠内营养治疗脓毒性休克合并急性胃肠损伤(AGI)的临床疗效。方法 选择南通市妇幼保健院重症医学科2019年12月-2020年12月脓毒性休克患者64例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研究组和对照组各32例。研究组使用免疫增强型肠内营养制剂给予肠内营养，对照组使用普通型肠内营养制剂给予肠内营养。比较两组治疗7 d后AGI改善情况、统计重症监护室(ICU)住院时间、抗感染治疗时间和机械通气时间。抽取外周血并分离血清，检测治疗前后肠屏障功能指标[D-乳酸和内毒素(ET)]以及核苷酸结合寡聚化结构域样受体3(NLRP3)通路因子[NLRP3、Casepase-1和白细胞介素-1B(IL-1B)]水平。结果 研究组AGI总有效率高于对照组(P<0.05);研究组患者ICU住院时间、抗感染治疗时间和机械通气时间短于对照组(P<0.05),但两组28 d死亡例数比较，无统计学差异；治疗前两组血清中D-乳酸、ET、NLRP3、Casepase-1和IL-1B水平比较，无统计学差异；治疗后两组血清中D-乳酸、ET、NLRP3、Casepase-1和IL-1B水平均较治疗前降低(P<0.05);治疗后研究组血清中D-乳酸、ET、NLRP3、Casepase-1和IL-1B水平低于对照组(P<0.05)。结论 免疫增强型肠内营养可显著改善脓毒性休克的AGI状态，在一定程度上恢复肠黏膜屏障功能，并降低NLRP3/Casepase-1/IL-1B介导的过度炎症损伤。     

急性脑梗死患者应用阿替普酶静脉溶栓后血管再闭塞相关因素分析

目的分析阿替普酶(rt-PA)静脉溶栓治疗后急性脑梗死患者血管再闭塞的影响因素。方法取2020年5月至2021年5月我院接收的262例急性脑梗死患者为研究对象。收集研究对象的临床资料,分析溶栓后血管再闭塞的影响因素。结果在262例患者中经rt-PA治疗后再闭塞者118例,占45.0%,无再闭塞者144例,占55.0%,再闭塞组的血糖、收缩压、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脑卒中量表(NIHSS)评分、起病至溶栓用时及糖尿病发生率均较高(P<0.05);糖尿病、血糖、收缩压、NHISS评分及起病至溶栓时间均为溶栓后血管再闭塞的独立危险因素(P<0.05);与再闭塞组相比无再闭塞组非症状性颅内出血的发生率较低(P<0.05)。结论糖尿病、血糖、收缩压、NHISS评分及起病至溶栓时间均为急性脑梗死患者rt-PA静脉溶栓治疗后对血管再闭塞产生的独立危险因素,会对患者预后不利,需引起临床工作者的高度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