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心理健康教育对劳动密集型企业产业工人抑郁早期识别的干预效果

目的:了解综合心理健康教育对劳动密集型企业产业工人抑郁早期识别的干预效果,以便在更多的劳动密集型企业推广,提高工人抑郁早期识别能力及总体心理健康水平.方法:选取深圳有代表性的某劳动密集型企业的A、B两个厂区分别作为综合心理健康教育干预产区和非干预产区,然后利用抽签法从A厂区的9个车间中抽取1个车间作为综合心理健康教育干预组(简称干预组),从B厂区的9个车间中抽取1个车间作为非干预对照组.干预组接受为期6个月,每月至少1项干预措施的综合心理健康教育,对照组按照常规管理.用自编的心理健康教育需求状况调查表、贝克抑郁量表(BDI)和定性访谈评价干预效果.干预前后共脱落653人,故采用符合方案(PP集)和意向性分析(ITT集)比较干预效果.结果:PP集中,干预组干预后的抑郁早期识别关键信息知晓率高于干预前(83.5％ vs.50.5％,P＜0.01),对照组干预前后差异无统计学意义(32.8％ vs.42.6％,P＞0.05);两组的自报抑郁情绪阳性率干预前后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干预组21.8％ vs.13.8％,P＞0.05;对照组31.9％ vs.16.7％,P＞0.05).ITT集中,两组的抑郁早期识别关键知识知晓率干预前后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干预组:46.8％vs.50.6％,P＞0.05;对照组:49.1％ vs.47.1％,P＞0.05);两组的自报抑郁情绪阳性率干预前后均无统计学意义(干预组:25.4％ vs.22.4％,P＞0.05;对照组:33.6％ vs.29.8％,P＞0.05).定性访谈显示,综合心理健康教育可能提高工人的总体心理健康水平.结论:本研究表明,综合心理健康教育能有效提高劳动密集型企业产业工人对抑郁早期识别关键信息的知晓率及总体心理健康水平.     

Kohll药店的家居改善业务

Kohll's Pharmacy&Homecare是一家成立于1948年、总部位于美国内布拉斯加州、拥有10个门店的连锁药店.公司的第三代领导人、医学博士David Kohll说:“即使在全美境内,我们药房的模式也是堪称独特的,你到芝加哥、纽约或者其它地方去,很难找到像我们这样的药店.”     

某劳动密集型企业肺结核多发疫情调查

<正>2011年2—3月,太仓市某电子企业发生一起肺结核多发疫情,现将此次疫情的现场流行病学调查和处理过程报告如下。1对象与方法对该企业所有员工进行胸透检查,可疑者进行X线摄片检查。疑似病人即收取痰液进行检验。同时,     

东莞市劳动密集型企业员工的工作家庭冲突现状

目的了解东莞市劳动密集型企业员工的工作家庭冲突现状,为企业的经营管理提供参考依据。方法使用工作家庭冲突量表,对东莞市8家劳动密集型企业的884名员工进行问卷调查,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结果东莞市劳动密集型企业员工的工作-家庭冲突(WIF)得分为3.25±0.74,家庭-工作冲突(FIW)得分为2.62±0.69。男性员工的FIW得分为2.70±0.70,高于女性的2.52±0.67(P0.05);年龄30岁员工在基于行为的工作-家庭冲突(BWIF)上的得分显著高于30~39岁员工(P0.05);家庭年收入10万元的员工其WIF得分及基于时间的工作-家庭冲突(TWIF)得分均低于家庭年收入5万元及家庭年收入5~10万元员工,且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已婚需要照顾子女的员工其WIF得分高于已婚不需要照顾子女的员工和未婚员工,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某食品企业员工和某运动器材企业员工的WIF得分均明显高于某电子企业员工的WIF得分,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不同年龄段、不同学历及不同岗位员工在WIF和FIW上的得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东莞市劳动密集型企业员工的工作家庭冲突水平偏高,企业应着重关注特殊人群(30岁以下员工、低收入员工和已婚需要照顾子女的员工等)的工作家庭冲突,同时企业应从组织层面来缓解员工的工作家庭冲突,高度重视人的价值,给予员工更多的人文关怀。     

江苏省某劳动密集型材料技术服务企业员工职业紧张状况及其影响因素

目的了解江苏省某劳动密集型材料技术服务企业员工职业紧张状况,分析其影响因素。方法采用整群分层随机抽样方法选取江苏省某劳动密集型材料技术服务企业626名员工为研究对象,采用《简明职业紧张问卷》调查其工作要求-自主(JDC)模式职业紧张情况,并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 626名研究对象中,JDC模式高职业紧张检出率为78.9%(494/626)。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月收入是发生JDC模式高职业紧张的独立影响因素,月收入在>5 000~8 000元的员工高职业紧张检出率(94.0%)高于月收入>8 000元(72.7%)的员工。结论该企业员工JDC模式职业紧张检出率较高,其职业紧张发生的独立影响因素为月收入,其中中上等收入人群为职业紧张高危人群。     

劳动密集型企业女工职业紧张与职业倦怠、抑郁症状关系研究

目的探讨劳动密集型企业女工职业紧张、职业倦怠和抑郁症状的关系。方法采用整群随机抽样方法,选取广东省佛山市5家劳动密集型企业的665名女工作为研究对象,应用工作付出-回报失衡紧张量表、职业倦怠通用量表、患者健康问卷对其职业紧张、职业倦怠和抑郁症状水平进行调查。结果女工付出-回报失衡(ERI)指数中位数(M)为0.80,ERI模式高职业紧张检出率为28.6%;职业倦怠、抑郁症状得分M分别为35.0和8.0分,职业倦怠感检出率为7.4%,抑郁症状检出率为32.8%。偏相关分析显示,女工职业倦怠得分与职业紧张的付出、内在投入维度以及抑郁症状得分均呈正相关(P0.05),与职业紧张的回报维度得分呈负相关(P0.01)。职业紧张和职业倦怠对抑郁症状变化解释量分别为7.4%和7.7%。结论劳动密集型企业女工职业倦怠在职业紧张和抑郁症状之间具有某些中介作用,降低其职业紧张与职业倦怠水平有助于缓解抑郁症状。     

我国粗放型劳动密集产业面临严峻挑战

我国是劳动力资源大国，在国际经济贸易关系中，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符合我国的比较优势。这里所说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是粗放型劳动密集产业，与此相联系，这里所说的比较优势是指劳动力费用低廉或劳动力成本低。但是，严格地说，权衡比较优势是不能只看成本的，还要看效率。劳动力成本的比较优势应当是劳动力资源的成本和劳动力资源的效率的综合体现。而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所表现出来的情况是，伴随着时间的推移，劳动力资源的成本呈上升趋势，劳动力资源的效率则呈下降的趋势。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从战略的高度重新审视我国的粗放型劳动密集产业的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     

COVID-19流行初期和常态化防控阶段大型劳动密集型企业员工疫情相关知信行调查

  目的  了解COVID-19流行初期和常态化防控阶段大型劳动密集型企业员工疫情相关知信行(knowledge, attitudes and practices, KAP)状况,为企业复工复产和日常生产生活中园区疫情防控工作提供依据。  方法  于2020年2月1日―4月30日和2022年1月2日―2月15日采用电子问卷对深圳市某大型劳动密集企业在职员工进行调查。  结果  15 107名研究对象完成了两轮调查,平均年龄(32.42±6.02)岁。与流行初期相比,常态化防控阶段研究对象疫情相关知识(72.3% vs. 84.9%)和态度(82.7% vs. 89.1%)得分有所提升。知识方面,不同阶段病毒传播途径和物理防护措施各条目正确率较高,感染者主要临床症状和感染后果以及预防/治疗知识大多数条目正确率较低;态度方面,不同阶段研究对象能够意识到疫情的重要影响并积极寻求治疗,但对感染者能够被治愈的信心和能够判断自己是否具有相关症状的报告率较低。常态化防控阶段研究对象疫情防控行为总体执行程度有所下降(92.37% vs. 88.21%),主要表现为大多数行为条目报告“完全做到”的比例降低。  结论  应针对不同阶段劳动密集型企业员工疫情相关KAP薄弱环节,在后续健康教育中给予积极引导。     

劳动密集型企业女工职业倦怠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了解劳动密集型企业女工职业倦怠现状及其影响因素。方法于2019年8月采用整群随机抽样方法,选取广东省5家劳动密集型企业的750名女工作为研究对象,回收有效问卷665份,有效回收率为88.67%。采用《职业倦怠通用量表》调查其职业倦怠水平,用《工作付出-回报失衡紧张量表》评估其职业紧张水平。组间比较用Mann-WhitneyU检验,两两比较采用排序后的秩次进行SNK检验;多组间比较用Kruskal-Wallis H检验,组间职业倦怠与职业紧张各维度的相关性分析用Pearson相关分析。职业倦怠影响因素分析采用二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 665名女工中,有429人(64.51%)存在职业倦怠,其中轻中度职业倦怠380人(57.14%),重度职业倦怠49人(7.37%)。不同年龄、婚姻状况、目前岗位工龄、每周工作时间、个人月收入、工作制度和职业紧张的女工间职业倦怠综合得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不同年龄、婚姻状况、目前岗位工龄、每周工作时间、个人月收入和职业紧张的女工情绪耗竭维度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不同年龄、每周工作时间、个人月收入、工作制度和职业紧张的女工人格解体维度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不同文化程度、每周工作时间、工作制度和职业紧张的女工个体成就感低落维度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劳动密集型企业女工整体处于轻中度职业倦怠水平,每周工作时间和职业紧张是职业倦怠的主要影响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