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标准化患者法评价四川农村基层医生两种慢性病诊断准确性及其影响因素

目的 运用标准化患者法评估四川农村地区基层医生不稳定型心绞痛和2型糖尿病两种慢性病诊断准确性现状,探讨基层医生两种慢性病诊断准确性的主要影响因素,为提升基层医生两种慢性病诊断准确性提供科学依据。方法 采用多阶段随机整群抽样方法,抽取四川省自贡市5个区/县50个乡镇100个村为研究现场,以调查当日在岗的全科及内科医生作为研究对象。共进行两轮数据采集,第1轮采集样本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医生的基本信息;第1轮调查完成1个月后,运用标准化患者法开展第2轮调查,收集农村基层医生对不稳定型心绞痛和2型糖尿病诊断结果信息。运用Logistic回归分析农村基层医生不稳定型心绞痛和2型糖尿病诊断准确性的影响因素。结果 共纳入172名农村基层医生,完成186次标准化患者访问,正确诊断率为48.39%。其中不稳定型心绞痛的正确诊断率为18.68%(17/91),2型糖尿病的正确诊断率为76.84%(73/95)。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具有执业医师资质的农村基层医生更有可能做出正确诊断(OR=4.857,95%CI=1.076~21.933,P=0.040)。农村基层医生在诊断过程中涉及的必要问诊和检查条目越多,做出正确诊断的概率越高(OR=1.627,95%CI=1.065~2.485,P=0.024)。与不稳定型心绞痛相比,农村基层医生对2型糖尿病做出正确诊断的可能性更高(OR=6.306,95%CI=3.611~11.013,P<0.001)。结论 四川农村基层医生不稳定型心绞痛和2型糖尿病诊断准确性整体较差,建议以基层医生慢性病诊断过程质量改善为突破口,提升基层医生执业水平,进而提高慢性病诊断准确性。     

上海市率先实现全市农村自来水化和农户卫生厕所普及的历程回顾

农村生活饮用水和农村人畜粪便管理,都是社会发展过程中遗留下来的农村严重卫生问题,是传播疾病危害农民身体健康的重要危险因素。该文回顾总结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上海市委、市政府根据国务院的统一部署,加强农村卫生防病工作,把农村改水(改造不安全的饮用水方式,为农民提供安全卫生饮用水)、改厕(改变农民用厕旧俗,普及符合粪便无害化处理的卫生厕所)作为为民办实事的重要工作,加强领导、加强宣传、依靠科学、依靠群众,经过数十年的艰苦努力,先后于1994年、2002年在全国率先完成全市农村改水、改厕任务,上海农村的556万人,98.7%饮用上安全卫生自来水,133万户农户,92.7%建造了无害化卫生户厕,实现了全市农村自来水化,农户卫生厕所基本普及。这是上海农村社会发展的巨大进步,这项造福于民的工作,再次体现了上海市委、市政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信息技术在农村公共卫生和疾病防治中的应用研究

随着我国医疗事业的迅速发展,国家对农村医疗改革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信息技术在农村公共卫生和疾病防治中心的应用,能够让农民及时了解自身的健康状况,并及时做好疾病防治措施,保证身体的健康。本文主要对信息技术在农村公共卫生事业和疾病防治工作当中的应用做了简要的分析和介绍,以促进农村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     

河南省农村集中式供水工程消毒现状调查

目的了解农村集中式供水工程消毒现状,提高农村饮用水卫生质量。方法采用现场水样检测方法,对河南省农村部分集中式供水工程饮用水卫生质量及管理状况进行调查。结果河南省农村集中式供水工程水源类型以地下水深井为主,占87.3%。配备二氧化氯消毒设施的供水工程的占31%,消毒设施能正常运行的占14.9%。无消毒设施的供水工程水质细菌超标率达到36.6%,有消毒设施但不能正常运行的供水工程水质细菌超标率为35.0%,消毒设施能正常运行的供水工程水质细菌超标率为23.6%。结论河南省农村集中式供水工程消毒设施配置率较低,饮用水卫生质量堪忧,加大消毒设施的投入和运行管理。     

2016—2018年陕西省农村生活饮用水毒理学指标监测

目的了解陕西省2016—2018年农村生活饮用水水质毒理学指标达标情况和变化趋势。方法 2016—2018年在陕西省全部102个涉农县(区)辖区设置农村饮用水监测点。每个乡镇选择1～2处农村集中式供水工程的出厂水和末梢水及分散式供水的末梢水作为监测点,共设置18 284个监测点。于每年4—6月枯水期和7—9月丰水期分别采集水样,按照《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GB/T 5750. 5—2006、GB/T 5750. 6—2006、GB/T 5750. 8—2006)进行实验分析,通过"全国饮用水水质卫生监测信息系统"收集整理水质监测信息。参照《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2006)按照不同年份、水期、水源类型、水处理方式和地域对常规指标中的11项毒理学指标进行分析评价。结果 2016—2018年陕西省农村生活饮用水毒理学指标整体达标率为81. 02%,超标较严重的前4位指标依次为氟化物(9. 74%)、硝酸盐氮(6. 09%)、六价铬(4. 50%)和砷(1. 44%),其余超标指标的超标范围为0. 01%～0. 32%;镉、硒、氰化物、氟化物和硝酸盐氮在不同年份的水质达标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 05),其中硒、氰化物、氟化物、硝酸盐氮达标率随着年份的递增呈上升趋势(P<0. 05);镉、硒在丰水期达标率高于枯水期,硝酸盐氮在枯水期达标率高于丰水期,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 05);砷、镉、六价铬、铅、硒、氟化物和硝酸盐氮在地表水中的达标率高于地下水(P<0. 05);集中式供水工程不同供水方式水质毒理学整体达标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 001),常规处理水质达标率最高,其次为沉淀、过滤方式;关中、陕北和陕南地区超标指标种类数分别为10种、10种和4种,砷、镉、六价铬、铅、硒、氟化物和硝酸盐氮等7项指标的区域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 05)。结论陕西省农村生活饮用水毒理学指标整体达标率较低,氟化物、硝酸盐氮、六价铬和砷超标严重且存在明显的地域特征。今后应重点关注超标毒理学指标,从水源供给和处理技术等方面保障饮水安全卫生。     

2018年青海省农村饮用水中硫酸盐、氯化物、硝酸盐的现状调查

目的掌握青海省农村饮用水中氯化物、硫酸盐、硝酸盐的分布特征,对农村饮用水水质进行评价,确保农村居民饮水安全。方法按照《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检验方法》(GB/T 5750-2006),对全省8个市(州)水样进行采集、运输、保存及检测,依据《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 5749-2006)进行评价。结果各市(州)的氯化物、硫酸盐含量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241. 052、115. 861,P <0. 05),饮用水中氯化物、硫酸盐达标率分别为98. 0%、96. 7%;各市(州)的硝酸盐浓度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26. 070,P <0. 05),符合国家标准。结论各市(州)部分水样氯化物、硫酸盐浓度超标。有关部门应加强监测,提高饮用水质量,保障农村居民饮水安全。     

健康支持性环境对四川农村人群的不同血压水平的影响分析

目的 探讨健康支持性环境中的不同特征变量对四川省农村人群的不同血压水平的影响。方法 采用多阶段整群抽样的方法，随机抽取四川省7个县（区）8400名的18岁以上常住居民为调查对象。问卷调查一般人口学特征、身体活动行为特征和环境等信息。采用标准方法测量身高、体重、腰围和血压。采用无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 本调查人群中共检出正常高值血压者4270例，检出率为50.83%，标化率为37.02%，平均年龄（56.22±14.89）岁；高血压患者1498例，检出率为17.83%，标化率为7.92%，平均年龄（65.26±11.28）岁。无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结果显示，住宿环境好、获得运动方面的健康信息和参与中等强度活动150Symbol~A@300min/周是正常高值血压和高血压人群的共同保护因素；住宿便利（OR=0.789, 95%CI:0.649~0.958, P=0.017）、医疗服务可及性便利（OR=0.686, 95%CI:0.509~0.924, P=0.013）、对健身步道和健身广场满意为高血压人群的保护因素。结论 多途径合理构建健康支持性环境，对农村正常高值血压者和高血压患者具有保护作用，对遏制农村高血压的流行现状起到一定作用。     

农村青少年不同时期家庭逆境与精神病理症状的关联

目的探讨家庭逆境致精神病理症状结局的累积性与关键期效应,为预防与干预逆境伤害提供依据。方法2017年12月,采用方便抽样的方法选取安徽省阜阳地区2所农村学校的710名青少年。采用《童年期不良经历问卷》评估家庭逆境,《MacArthur健康与行为问卷》评价内化症状和外化症状。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家庭逆境发生时间与数量和精神病理症状的关联。结果持续家庭逆境组与内化症状、外化症状增加均有相关性[β值(95%CI)分别为0.35(0.15~0.54),0.16(0.01~0.32)]。家庭逆境数量为2和≥3与内化症状[β值(95%CI)分别为0.20(0.04~0.36),0.42(0.24~0.60)]、外化症状[β值(95%CI)分别为0.14(0.01~0.26),0.23(0.09~0.37)]增加有关。在仅童年期家庭逆境中,家庭逆境数量为2和≥3的内化症状[β值(95%CI)分别为0.23(0.06~0.41),0.34(0.11~0.58)]、外化症状[β值(95%CI)分别为0.17(0.02~0.31),0.21(0.02~0.39)]的风险增高。在持续家庭逆境组中,逆境数量≥3与内化症状、外化症状相关[(β值(95%CI)分别为0.56(0.31~0.82),0.24(0.02~0.45)]。仅青春期家庭逆境与精神病理症状无关。结论家庭逆境的多次发生可增加精神病理症状风险,童年期可能是家庭逆境致精神病理症状的关键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