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地区和年龄组人群接受结核病防治健康教育途径的分析

目的 通过调查全国各省居民接受结核病防治核心信息的健康教育途径,为结核病防治健康教育工作提供科学依据。方法 采用多阶段分层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在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不包括我国港澳台地区)按照调查点和调查对象的选取原则共抽取181个调查点和≥15岁的33357名调查对象,其中城镇和农村调查点分别为84个和97个,调查对象为18156名(54.43%)和15201名(45.57%)。为了解不同人群对于健康教育途径和宣传材料选择的偏好,将调查对象按照地区、城乡和年龄组分成12个组,分别为东部城镇15~60岁组(5311名)、东部城镇>60岁组(1618名)、东部乡村15~60岁组(3561名)、东部乡村>60岁组(1106名);中部城镇15~60岁组(6055名)、中部城镇>60岁组(1560名)、中部乡村15~60岁组(4476名)、中部乡村>60岁组(974名);西部城镇15~60岁组(2791名)、西部城镇>60岁组(732名)、西部乡村15~60岁组(3789名)、西部乡村>60岁组(1218名)。使用专家设计的结核病防治核心信息知晓率调查问卷对所有调查对象进行面对面询问式调查。本研究收集调查对象的社会人口学分类一般情况和接受健康教育的途径数据资料,有效问卷为33191份,有效率为99.50%;其中21296名(64.16%)表示接受过健康教育。结果 既往接受过健康教育的12个群组21296名调查对象选择媒介前三位者依次为电视(17.46%,11087/63510)、广播(14.54%,9237/63510)、传单/折页/宣传画(13.60%,8635/63510),其中选择电视和广播者均以中部城镇>60岁组为最高(分别为23.07%,314/1361;19.62%,267/1361),而选择传单/折页/宣传画者以中部乡村>60岁组为最高(14.97%,299/1998);选择网站/微博/微信者以东部城镇15~60岁组为最高(5.89%,577/9792)、西部乡村>60岁组为最低(0.30%,5/1639)。33191名调查对象希望了解结核病防治信息的途径前3位者分别为广播/电视/电影/网络/音像材料(26.76%,15517/57978)、医生宣传(18.21%,10559/57978)和张贴画/宣传栏/板报/展板/墙体标语(16.06%,9311/57978)。对宣传材料的选择依次为图画为主(25.76%,9549/37074)、文字为主(24.57%,9110/37074)。对网络的接受率以东部城镇>60岁组为最高(9.16%,163/1779),中部、西部乡村均较低[分别为2.60%(27/1037)和2.71%(25/923)]。最喜欢的网络咨询或查询方式依次为“使用医学专业人员在线咨询”(27.89%,9653/34608)、“到医学专业的网站查看”(21.86%,7563/34608)、“用百度或谷歌搜索”(15.74%,5448/34608)等方式。大众比较喜欢的网络传播知识的形式以文字+图片(29.14%,11268/38672)、文字+视频(26.20%,10131/38672)为主。结论 应针对不同地区、不同年龄组人群的特点,采取不同的健康教育途径和方法,将结核病防治核心信息有效地传达到特定的目标人群,特别是知晓率相对较低的老年人群和西部农村人口。     

中国结核病防治进展

目前，全球结核病的疫情十分严重，发病率仍处于上升趋势，并以每年1．1％的速度增长，结核病已经成为当今世界成年人传染病的主要杀手，对国际社会和国际公共卫生事业构成了严峻挑战。据世界卫生组织(WHO)的估计，全球每年新发结核病人880万例，其中390万为传染性结核病人。每年因结核病死亡约200万人。     

我国高疫情地区主动发现的肺结核患者干预前后接受治疗的意愿及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 了解我国西部肺结核高疫情地区主动筛查发现的患者接受治疗的意愿,探索健康教育对纳入治疗率的影响。 方法 采用横断面研究的方法,于2017年9—12月在全国报告发病率最高的青海、贵州、广西、西藏、新疆5个省(自治区),各选择1个乡镇,对肺结核主动筛查项目中发现的149例肺结核患者,分别于诊断后进行10min的健康教育,在健康教育干预前后进行面对面访问式问卷调查。问卷内容包括患者个人基本信息、家庭及收入情况、医疗支出情况、前往肺结核定点医院交通方式及费用,以及诊断后即刻、进行10min健康教育后纳入对象的治疗意愿情况,不愿意接受治疗的原因等。干预前后两次调查均发出149份问卷,收回149份,均为有效问卷,有效率均为100.00%。分析健康教育前后肺结核患者纳入治疗率的改变情况。采用单因素分析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对健康教育后影响患者纳入治疗的因素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开展健康教育前,主动发现的肺结核患者纳入治疗率为78.52%(117/149),10min健康教育后提高至85.23%(127/149)。经10min健康教育后,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与贵州(0,0/39)相比,青海(29.41%,10/34)、广西(26.09%,6/23)、新疆(15.62%,5/32)的患者纳入治疗的意愿较弱(χ ²=18.13,P<0.001);与<65岁患者(2.44%,1/41)相比,≥65岁患者(19.44%,21/108)纳入治疗的意愿较弱(χ ²=6.83,P=0.009);与往返定点医院时间≤30min的患者(8.43%,7/83)相比,往返时间>30min的患者(22.73%,15/66)纳入治疗的意愿较弱(χ ²=5.97,P=0.015)。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年龄≥65岁的患者(OR=10.18,95%CI:1.31~79.38;Wald χ ²=4.91,P=0.030)及往返定点医院所需时间>30min的患者(OR=3.36,95%CI:1.25~9.02;Wald χ ²=5.78,P=0.020)纳入治疗的意愿较弱。 结论 健康教育对提高患者纳入治疗率有明显效果,以村医入户方式效果较为明显;应重点关注65岁及以上老年人和往返治疗点时间较长患者的纳入治疗工作。     

医务人员结核感染与患病现状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目前,结核病(Tuberculosis,TB)仍然是严重危害人类健康的主要传染病之一,是全球关注的公共卫生和社会问题.我国是全球TB高负担国家,患者数居全球第2位;同时也是多药耐药(MDR) TB患者数较多的国家之一[1].TB对医务人员的职业危害认识已久[2-4],由于TB/HIV双重感染、耐药结核的出现等多种原因,TB在医疗机构内出现暴发现象,已引起了发达国家的关注.但是,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TB感染控制工作仍然不足,尽管有65.83％的国家声称,他们已经制定了TB感染控制政策,但没有一个国家提供实施这些措施的信息和数据[5];与此同时,我国还未健全的医务人员结核感染和患病筛查、保护措施及监督制度.     

现代结核病控制策略的实施进展及系统评价

目的 描述及评价DOTS策略的实施情况。方法 由邀请的专家和文献检索人员讨论后确定检索的文献内容和检索词，共检索12个数据库、4个卫生机构网站和搜索引擎Google Scholar，纳入1999-2010年所有描述或评价已经实施的DOTS策略、成本-效益分析、防控经验等的文章记录共2182条，并对文章信息进行提取。结果 共纳入26篇文章及WHO年报,其中WHO年报11篇，评价DOTS策略实施的文章10篇,对DOTS策略实施进行成本-效益分析文章5篇。通过实施DOTS策略患者治愈率提高了13.1%～92.1%不等、治疗成功率提高到了92.4%～95.0%不等、登记率增加了163.0%～217.8%不等；降低了患病率30.0%～50.0%及丢失率73.0%～52.6%不等，同时实施DOTS策略提高了成本-效益。结论 强有力的政府承诺是保持DOTS策略可持续实施的前提，DOTS策略的实施有效地控制了结核病的疫情，同时具有良好的成本-效益。     

新发涂阳肺结核患者就诊和诊断延误的影响因素研究

目的 分析新发涂阳肺结核患者就诊和诊断延误的影响因素，为制定减少延误发生的干预措施提供科学依据。方法 采取典型调查的方法，在东、中、西部各选择1个县作为研究现场，采用编制的《新发涂阳肺结核患者诊疗过程调查表》对研究现场结核病防治（简称“结防”）机构2010年5-9月登记发现的329例初治涂阳肺结核患者全部进行了面对面的问卷调查，获得有效个案调查表329份。使用t检验比较就诊延误、诊断延误等不同指标间差异有无统计学意义，使用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分析影响患者就诊延误的因素，使用非参数检验比较不同医疗机构患者的发现和转诊延误。结果 患者就诊延误15d(0~594d)，诊断延误10d(0~429d)，就诊延误与诊断延误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1.596, P=0.111)。与自费相比较，有其他医疗保险（除外新农合）的患者就诊延误更短（β=0.701，Waldχ²=6.223，P=0.013，RR=2.015），有发热症状的患者更易就诊（β=0.430，Waldχ²=11.556，P=0.001，RR=1.537），而有咳嗽症状（β=-0.711，Waldχ²=9.314，P=0.002，RR=0.491）或咯痰症状（β=-0.429，Waldχ²=8.549，P=0.003，RR=0.651）的患者就诊延误更长。不同医疗机构发现结核病可疑者的能力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115.134，P=0.000），其中药店的延误时间最长（26d，四分位间距66.5d），县级及以上医院(0d，四分位间距0d)、乡镇卫生院(0d，四分位间距6d)和结防机构(0d，四分位间距0d)延误时间最短；不同医疗机构转诊结核病可疑者的能力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55.476，P=0.000），其中结防机构延误时间最短（0d，四分位间距1d），个体诊所延误时间最长（9d，四分位间距19.5d）。结论 新发涂阳肺结核患者的延误包括患者和医疗机构两方面的因素，其中缺乏对结核病可疑症状的相关知识或对症状不重视是导致患者延误的主要因素，而基层医疗机构结核病可疑者的发现和转诊延误是导致医疗机构延误的主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