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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了解我国西南地区高血压患者的降压药物应用现状。方法 研究基于 "心血管病高危人群早期筛查与综合干预项目",自2016年1月至2018年11月,采用方便抽样,对我国西南地区35~75岁成年人进行调查。研究收集调查对象的基本信息和心血管健康资料,检出高血压患者,并收集患者服用降压药物的名称、服药剂量和频率。分析不同特征亚组高血压患者的降压药物使用情况和个体影响因素,常用药物类型和联合用药组合模式。结果 共394 957名研究对象纳入分析。高血压患者159 014名,年龄为(58.8±9.5)岁,男性占40.2%,29.8%的患者接受了降压药物治疗。30 445名患者上报了具体用药信息,其中22.5%接受了联合用药治疗,在不同年龄、性别、血压水平及心脑血管病史组别中联合用药比例基本一致。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既往发生过心脑血管事件、肥胖、糖尿病的患者更可能接受联合用药治疗,而家庭年收入低、文化程度低的患者联合用药的可能性较低。单药治疗以钙拮抗剂为主(58.6%),联合用药以使用传统复方制剂最常见(31.4%),其次为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血管紧张素受体拮抗剂联合钙拮抗剂(22.4%);冠心病患者的联合用药以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血管紧张素受体拮抗剂联合β受体阻滞剂为主。结论 我国西南地区高血压患者的药物治疗率低,降压药物的使用仍然存在不规范之处,联合用药率亟待提高。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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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心肌T1-mapping成像作为近些年快速成长起来的心脏磁共振(CMR)技术,在心肌水肿、纤维化及浸润性疾病的诊断、治疗及预后过程中都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可用于定量检测局灶性或弥漫性病变、评估无症状性或早期心肌改变,效果优于传统对比剂增强T1WI和T2WI。本文拟通过回顾近年来有关心肌T1-mapping成像的序列、成像技术和在水肿、纤维化及浸润性心肌病变中的临床应用价值进行系统阐述并对国际共识中有关T1-mapping的纳入情况进行更新。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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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探讨症状限制的极限心肺运动试验(cardiopulmonary exercise testing,CPET)在定量评估经皮冠状动脉腔内血管成形术(percutaneous coronary intervention,PCI)前后心肺功能中的临床应用价值。方法:利用CPET对12例正常人及12例冠脉造影术确诊冠心病拟行PCI的患者手术前后心肺功能分别定量评估,利用标准化分析对CPET指标进行解读;并在同期测定左室射血分数(left ventricular ejection fraction,LVEF),比较手术前后CPET指标的变化及与LVEF的相关性。结果:LVEF术前[(42.83±5.92)%]与术后[(45.08±4.76)%]比较,具有统计学差异(P<0.05);CPET核心指标峰值摄氧量、无氧阈值、峰值氧脉搏、摄氧效率平台、二氧化碳通气当量斜率、二氧化碳通气当量最低值、峰值负荷功率、递增功率运动时间正常对照组分别为(1.99±0.19) L/min、(1.22±0.19) L/min、(14.18±2.59) mL/次、(47.10±4.44)、(23.01±2.63)、(25.06±2.43)、(162±17.6) W、(6.47±0.80) min,术前组上述指标分别为(1.41±0.46) L/min、(0.87±0.23) L/min、(11.43±3.29) mL/次、(40.13±5.18)、(27.85±4.81)、(29.55±3.90)、(112.00±51.10) W、(5.28±1.81) min,术前组均低于正常对照组(P<0.05);术后组各指标分别为(1.59±0.33) L/min、(1.02±0.20) L/min、(12.37±2.72) mL/次、(39.20±5.60)、(26.93±2.88)、(29.30±2.82)、(132.00±31.70) W、(6.21±1.05) min,与术前比较,峰值摄氧量、无氧阈值、峰值氧脉搏、峰值负荷功率、递增功率运动时间均提高,具有统计学差异(P<0.05);摄氧效率平台、二氧化碳通气当量斜率、二氧化碳通气当量最低值与术前比较无统计学差异(P>0.05);CPET核心指标与LVEF呈高度相关(r值绝对值为0.579~0.908,均P<0.05)。结论:CPET的核心指标可用于无创定量监测PCI术前后心肺功能的变化情况,具有良好的临床应用价值。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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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脏重症病人需要个体化的镇静与镇痛策略,同时保持血流动力学的稳定。多种药物都可以达到镇静镇痛 的目标值,选择时需要根据患者潜在的病理生理、每个病人血流动力学弱项、需要的镇静镇痛的目标水平来综合选 用短程或长程的镇静镇痛策略。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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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动脉高压(PAH)分类第五大类中先天性遗传代谢病是一类较为罕见的遗传性疾病,以常染色隐性遗传最为多见。由于基因缺陷导致酶或者细胞膜功能异常,进而引起机体生化代谢紊乱、多器官系统功能受损。目前常见的合并PAH的遗传代谢性疾病主要包括戈谢氏病、甲基苯二酸症、糖原累积症。遗传代谢性疾病合并PAH的发病机制尚不清楚。患者的临床症状缺乏特异性,诊断有一定困难。目前对于合并PAH的遗传代谢病的治疗主要以治疗原发病为主,加用PAH的靶向药物治疗,部分患者PAH能得到改善甚至逆转。在临床实践中,应提高合并PAH的先天性遗传代谢病的诊断意识,强化代谢性疾病的筛查,早期发现、早期干预有利于患者的预后。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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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探讨心肺运动试验(CPET)对胸腔闭式引流术(CTD)治疗胸腔积液患者整体功能变化的评估作用。方法 选取2012年5月-2014年6月威海市立医院明确诊断有显著胸腔积液,并接受CTD治疗的患者13例,分别在治疗前后进行CPET检查,按照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医学中心标准连续递增功率方案完成症状限制性极限运动,通过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分析计算其核心指标,从系统软件导出静息状态、热身状态、无氧阈状态、极限状态时的循环指标及呼吸指标。结果 13例胸腔积液患者CTD治疗后10例患者整体功能显著改善,3例患者整体功能降低。胸腔积液患者CTD治疗前后峰值摄氧量(L/min、ml·min-1·kg-1、%pred)、无氧阈(L/min、ml·min-1·kg-1、%pred)、峰值氧脉搏(ml/次、%pred)、二氧化碳通气当量斜率(slope、%pred)、峰值负荷功率(W)、递增功率运动时间(min)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摄氧效率平台(比值、%pred)较治疗前升高,二氧化碳通气当量最低值(比值、%pred)较治疗前降低(P<0.05)。胸腔积液患者CTD治疗后静息状态时摄氧量较治疗前降低(P<0.05);静息状态、热身状态、无氧阈状态时心率较治疗前降低,极限状态时心率较治疗前升高(P<0.05);热身状态时氧脉搏较治疗前升高(P<0.05);静息状态、无氧阈状态时摄氧通气效率较治疗前升高(P<0.05);热身状态、无氧阈状态和极限状态时二氧化碳通气当量较治疗前降低(P<0.05)。胸腔积液患者CTD治疗后静息状态、无氧阈状态时分钟通气量较治疗前降低(P<0.05);极限状态时潮气量较治疗前升高(P<0.05);4个状态时呼吸频率较治疗前降低(P<0.05);极限状态时呼吸交换比值较治疗前升高(P<0.05);静息状态、热身状态时潮气末二氧化碳分压较治疗前升高(P<0.05);静息状态时潮气末氧分压较治疗前降低(P<0.05);热身状态、无氧阈状态、极限状态时每呼吸摄氧量、每呼吸二氧化碳排出量较治疗前升高(P<0.05)。结论 虽然3例患者整体功能显著降低使得全体患者CTD治疗前后整体功能改善无显著差异,但是,CTD治疗胸腔积液使得10/13的患者整体功能显著改善。使用CPET检查整体功能指标动态变化从临床上实现了CTD治疗胸腔积液患者的客观定量评估,同时还为有效改善循环系统、呼吸系统、循环系统和呼吸系统匹配的治疗机制提供试验研究。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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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了解中国12个城市中心城区步行道配备、维护情况及其与城市经济水平、区域居住密度和街道繁荣程度间的关联。方法 以北京、天津、上海、青岛、杭州、绍兴、苏州、南通、镇江、成都、西宁、哈尔滨共12个城市的54个中心城区333个调查点内所有的道路为调查对象,于2012年采用观察法调查道路两侧步行道的配备及维护情况。结果 共有4 255条路段纳入分析,其中有71.1%的路段配有步行道。12个城市中配备步行道的路段比例最高的城市为青岛(91.9%)和哈尔滨(90.6%),最低的是苏州(48.6%)和绍兴(52.6%)。12个城市在步行道配备及维护各方面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高经济水平城市的步行道配备和路面维护情况较好、阻碍较少,但步行道隔离连续性较差、划线停车较多。相比低居住密度区域,高居住密度区域的步行道隔离连续性较差、步行道较窄,同时划线停车和阻碍较多。道路繁荣度越高,步行道配备和步行道宽度的情况越好,但隔离连续性、路面维护状况越差,划线停车和阻碍也更多。结论 12个城市步行道配备及维护状况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12个城市步行道的配备情况还存在进一步改善的空间。建议在进行城市道路规划时,结合当地人口密度和实际的交通需求,合理配备步行道;同时加强城市管理,减少步行道上的阻碍。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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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建立预测老年患者非神经外科非心血管手术围术期死亡风险的危险指数评分.方法 选取2012年12月至2016年3月于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接受非神经外科非心血管手术治疗的年龄大于或等于65岁的住院患者11 144例,分为死亡组及存活组.对比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合并疾病、术前化验室检查、手术麻醉情况.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该人群围术期死亡的危险因素,采用Bootstrapping法行内部校验,通过校正方程的偏回归系数确立危险指数评分的参数权重.结果 围术期病死率为1.0%(111例).通过回归分析获得8个独立预测因素,并定义危险指数评分:美国医师协会分级(工级0分,Ⅱ级3分,Ⅲ或Ⅳ级4分)、BMI(<24 kg/m2 0分,≥24 kg/m2-1分)、肾功能不全(1分)、慢性阻塞性肺病(3分)、需胰岛素治疗的糖尿病(2分)、低清蛋白血症(1分)、低钠血症(1分)、实施全身麻醉(1分).危险指数评分:<6分的患者为低危,6~7分的患者为中危,>7分的患者为高危,高危患者围术期死亡的实际预测风险大于10%.围术期死亡危险指数评分展现出了较好的诊断识别能力(c-statistic=0.878).结论 老年患者非神经外科非心血管手术的围术期死亡风险可以通过危险指数评分进行预测,这一评分可以帮助筛选围术期死亡的高危人群,以便针对性的给予更精细化的围术期管理.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