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学生性健康知信行的自我分类偏差对相关问题求助意愿的影响

目的 探讨青年学生性健康知信行自我分类偏差对相关问题求助意愿的影响，为精准实施青年学生性健康促进提供科学依据。方法 2019年3-4月性健康和HIV感染风险评估干预微信小程序（"熊探"）测试期间的青年学生使用者纳入为研究对象。根据研究对象性健康知信行的自我分类和系统分类结果差异划分为3组，包括分类一致组、自我分类偏低组（自评比实际性资讯获取更少、性态度更传统、性经历更少）和自我分类偏高组（自评比实际性资讯获取更多、性态度更开放、性经历更多）。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3组研究对象的性健康相关问题求助意愿差异。结果 2 009名研究对象的年龄（19.2±1.1）岁，女性占54.7%（1 099/2 009），大专及以上者占98.4%（1 976/2 009）。性健康知信行自我分类一致、偏低和偏高者分别占49.0%（984/2 009）、10.9%（219/2 009）和40.1%（806/2 009）。与分类一致者相比，自我分类偏低青年学生的HIV自愿咨询检测服务接受意愿更低（aOR=0.65，95%CI：0.43~0.99），自我分类偏高青年学生的性相关疾病求助意愿更低（aOR=0.76，95%CI：0.59~0.98）。结论 性健康知信行自我分类偏差会降低青年学生对相关问题的求助意愿，尤其自我分类偏低会使青年学生低估HIV感染风险，接受咨询检测意愿下降，引起青年学生艾滋病疫情加速扩散。在性健康教育中需加强引导，提高青年学生群体自我评估能力、客观感知和应对风险。     

广州市基于互联网的艾滋病病毒暴露前预防模式探索与实践北大核心CSCD

HIV PrEP指未感染HIV者通过提前服用抗病毒药物以预防HIV感染的预防措施[1]。MSM是HIV感染、传播和预防的关键人群，按医嘱服用PrEP可降低该人群90%以上的HIV感染风险[2-4]。世界卫生组织在PrEP指引中呼吁全球各地探索个性、简化、适合当地实际条件和需求的PrEP服务模式，     

广州市2008-2015年未接受抗病毒治疗的男男性行为人群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耐药分析

目的 了解广州市未接受抗病毒治疗的MSM人群HIV感染者（MSM感染者）耐药株流行状况。方法 收集2008－2015年新确证HIV-1抗体阳性、现住址为广州市、传播途径为男男性行为传播、确证时未接受过抗病毒治疗的MSM感染者血清样本,提取HIV-1 RNA,采用巢式PCR法扩增HIV-1 pol区全部蛋白酶（PR）和部分反转录酶（RT）基因片段,测序后提交到美国斯坦福大学HIV耐药数据库进行耐药分析。结果 2 283例MSM感染者中,共有1 986例血清样本成功获得pol区基因片段,年龄16～84（30.18±8.24）岁;未婚者占74.17%（1 473/1 986）;汉族占90.64%（1 800/1 986）;大专及以上占49.65%（986/1 986）,高中及中专占27.14%（539/1 986）,初中及以下占20.89%（415/1 986）。HIV-1亚型以CRF07_BC和CRF01_AE为主,分别为38.22%（759/1 986）和34.49%（685/1 986）。总耐药率为3.32%（66/1 986）,对蛋白酶抑制剂（PIs）耐药率为1.36%（27/1 986））,对核苷类反转录酶抑制剂（NRTIs）耐药率为0.65%（13/1 986）,对非核苷类反转录酶抑制剂（NNRTIs）耐药率为1.61%（32/1 986）。B亚型对3类药物的耐药率均较高,CRF55_01B对NNRTIs耐药率高于其他亚型。B亚型对司他夫定（D4T）、依非韦仑（EFV）、奈韦拉平（NVP）的耐药率最高,均为4.17%（5/120）;其次是那非那韦（NFV）、齐多夫定（AZT）、利匹韦林（RPV）,均为3.33%（4/120）。CRF55_01B对EFV、NVP的耐药率最高,均为5.50%（16/291）;其次是依曲韦林（ETR）、RPV,均为5.15%（15/291）。结论 广州市未接受抗病毒治疗的MSM感染者耐药率处于低水平,现有抗病毒药物在总体上仍是有效的。但B亚型和CRF55_01B亚型耐药率相对较高,值得关注。     

广州市MSM“HIV感染风险在线自评系统”使用者风险特征分析

目的 分析2015－2017年广州市MSM使用HIV感染风险在线自评系统（自评系统）在不同情况下HIV感染风险的特征。方法 采集广州市MSM 2015－2017年自评系统使用者的评估数据，基于自评系统的HIV感染危险度评估模型，将危险因素赋值为危险分数，以普通人群为参照组（R值为0.9～1.1），由低到高的风险等级分为极低风险（R≤0.5）、低风险（0.5 < R≤0.9）、中度风险（0.9 < R≤1.1）、高度风险（1.1 < R≤2.0）和极高风险（R>2.0）。比较MSM不同情况下的风险等级、可改变危险因素得分的特征差异。结果 共纳入研究对象MSM 4 601人，年龄16～64（28.38±7.11）岁，户籍分别为广州市、广东省和外省的各占38.6%（1 776/4 601）、35.4%（1 629/4 601）和26.0%（1 197/4 601），文化程度本科及以上的占59.6%（2 742/4 601），性取向为男同性恋的占81.3%（3 741/4 601）。风险等级为极低、低、中度、高和极高风险的分别为12.9%（594/4 601）、50.9%（2 342/4 601）、17.0%（783/4 601）、14.8%（682/4 601）和4.3%（200/4 601）。可改变危险因素得分逐年降低（P<0.05）。相比于其他的性角色和性取向者，性角色为“插入方或被插入方均做”、性取向为异性恋者的可改变危险因素得分均较高（P<0.05）。结论 广州市MSM自评系统使用者的风险等级评分值得关注，性角色为“插入方或被插入方均做”和性取向为异性恋者的风险等级和可改变因素危险得分均最高，需进一步研究其原因和可行的干预策略。     

珠江三角洲地区城市大气细颗粒物与臭氧对循环系统疾病就诊风险的交互作用

目的 了解珠江三角洲地区城市大气细颗粒物（PM_2.5）与臭氧（O₃）对循环系统疾病就诊情况的影响,并进一步探讨PM_2.5和O₃的交互作用。方法 采用时间序列研究方法,选择广州、佛山和珠海市为研究点,从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获得2015—2017年3个城市3家三甲医院的每日循环系统疾病门诊就诊数据,从广东省环境监测中心获得每日大气PM_2.5和O₃浓度数据,从广东省气象局获得每日气象数据。采用广义相加模型（GAM）分别分析PM_2.5和O₃平均浓度上升10 μg/m³引起的超额风险（ER）及PM_2.5和O₃的交互作用,并采用Meta分析对多城市的结果进行合并。结果 2015—2017年,广州、佛山和珠海市大气PM_2.5浓度每增加10 μg/m³引起循环系统疾病门诊就诊风险的ER分别为2.45%、0.64%和0.95%; 3个城市大气PM_2.5和O₃浓度每增加10 μg/m³引起的合并ER分别为1.34%（95%CI：0.25%~2.43%）和-0.17%（95%CI：-0.47%~0.14%）。O₃对PM_2.5与循环系统疾病门诊就诊风险存在修饰效应,其中在O₃浓度低时PM_2.5导致的循环系统疾病门诊就诊风险最高,ER为4.19%（95%CI：1.82%~6.56%）;而PM_2.5对O₃与循环系统疾病门诊就诊风险的修饰效应没有统计学意义。结论 珠江三角洲地区城市大气PM_2.5可增加居民的循环系统疾病门诊就诊风险,O₃对其存在修饰效应。     

基于广州市聚集性疫情的新型冠状病毒传染力及续发率研究

目的 基于广州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聚集性疫情,分析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染力和续发率,为COVID-19疫情防控的策略提供参考依据。方法 对广州市COVID-19（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区分输入病例和本地病例,选择聚集性疫情首发病例为指示病例,以最短潜伏期1~3 d分别评估传染力和续发率。结果 截至2020年2月18日,广州市共报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病例349例,其中,确诊病例339例（占97.13%）,无症状感染者10例（占2.87%）。共报告聚集性疫情68起,涉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病例217例（确诊病例210例,无症状感染者7例）。每起聚集性疫情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例数中位数为3例,确诊病例数中位数为2例,无症状感染者数中位数为1例。最短潜伏期1~3 d的传染力平均值为2.18（即每起聚集性疫情中每个病例平均传染2.18人）,家庭成员传染力平均值为1.86,家庭成员传染力比例为85.32%（1.86/2.18）。最短潜伏期为1~3 d的全部密切接触者续发率为17.12%~18.99%,其中,家庭成员续发率为46.11%~49.56%。结论 广州市COVID-19聚集性疫情以家庭聚集性为主,传染力强,加强防控措施可有效控制社区传播。     

青年学生性健康和HIV感染风险评估干预微信小程序设计及其测试结果分析

目的 分析青年学生性健康和HIV感染风险评估干预微信小程序（"熊探"）设计及其测试情况，了解其可行性和有效性。方法 以自我分类理论为指导，采用聚类分析和德尔菲专家咨询法，确定"熊探"架构、风险评估指标体系以及预防干预内容。通过青年学生社团招募青年学生体验式参加"熊探"测试，收集和分析重复测试者前后两次测试结果变化情况以及满意度调查结果。结果 研究对象包括重复测试2次者393人和自愿参与满意度调查者750人。"熊探"包括角色自我判定、自我测试、风险评估、评估报告生成与后台管理5个模块。风险评估模块包括风险评估指标体系一级指标6项和二级指标55项；评估报告生成模块包括角色诊断类型、艾滋病性健康知信行雷达图和干预处方。393名重复测试者中，对艾滋病是严重传染病、我国青年学生疫情趋势/传播途径、主动寻求HIV检测服务、感染者关怀的知晓率有所提高（P<0.05）。对"熊探"满意度调查结果显示，研究对象接受率为75.7%（568/750）、认可结果判断为86.5%（649/750）、认为问题难易适中为83.1%（623/750）、认为学到知识为93.3%（700/750）、对页面设计满意为84.1%（631/750）。"傻白甜""好奇宝宝"和"老司机"3种角色类型中，"傻白甜"类型认为问卷填写时长较长、问题难度稍大（P<0.05）；"好奇宝宝"认为学到更多的知识（P<0.05）。结论 "熊探"将艾滋病相关知信行融入具有挑战性、趣味性和互动性的游戏中，为青年学生提供个性化、具象化的HIV感染风险评估和自我干预，可有效帮助学生直观感知、纠正自身知信行和风险认知误区，获取安全套、检测等干预服务的链接，获得体验者的认可，但"熊探"的大规模应用及其长期效果尚需进一步检验。     

广州市MSM“互联网+艾滋病综合预防服务体系”对HIV/AIDS关怀效果分析

目的 分析广州市MSM“互联网+艾滋病综合服务体系”对HIV/AIDS关怀效果。方法 通过艾滋病防治基本信息系统下载广州市MSM HIV/AIDS报告及随访数据,分析2008－2014年（发现即治疗策略实施前）的HIV/AIDS随访转介情况和治疗前随访依从性、2017－2018年（发现即治疗策略实施后）的HIV/AIDS治疗转介情况。按照不同服务类型,分为互联网+服务组、艾滋病咨询检测组和医疗服务组。采用广义估计方程（General Estimating Equation,GEE）分析研究对象每年随访保持情况。采用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比较各组30 d治疗转介率的差异。结果 在发现即治疗策略实施前     

男男性行为人群个体社会网络中关系强度及其相关因素分析

目的 了解广州市MSM人群个体社会网络中关系强度及其相关因素。方法 2016-2017年在广州市13个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点,对前来参加艾滋病相关知识咨询以及HIV初筛的MSM人群进行个体社会网络问卷调查。采用横断面调查,样本量估计n=1 100。采用SAS 9.4软件进行χ²检验及广义估计方程模型分析相关因素。结果 招募1 073名调查对象,获得4 301名被提名者,强连带关系1 374对（30.67%）。年龄相似的MSM（OR=1.2,P=0.01）、通过线下交友方式认识（OR=1.65,P<0.01）的MSM更容易形成强连带关系;相对于MSM传统活动场所（棋牌室/茶室/浴池/会所）,普通大众活动场所（酒吧/KTV/公园/校园/商场/餐厅）较易形成强连带关系（OR=1.46~3.12,P<0.01）。18~25岁MSM易与比自己年龄大的MSM形成弱连带,26~30、31~40、41~50岁的MSM均易与比自己年龄小的MSM形成弱连带。结论 MSM人群在不同年龄交往上具有一定的聚集性,MSM人群之间关系的强弱在交友方式以及交友场所分布上明显不同。通过识别不同亚人群特征、不同特征人群在交友方式、场所的分布差异,应探索创新型干预措施。     

广州市一起由新型冠状病毒Delta变异株引起的家庭聚集性疫情流行病学调查

  目的  分析广州市一起由Delta变异株(B.1.617.2)引起的COVID-19家庭聚集性疫情的流行病学特征,为相关疫情防控提供参考。  方法  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报告管理信息系统和流行病学调查资料获取病例信息,采用描述性流行病学方法对该起疫情的调查和特征进行分析描述。  结果  该起家庭聚集性疫情涉及6名确诊病例,其中男、女各3人,中位年龄为24.50岁,均无新型冠状病毒(简称新冠)疫苗接种史。病例1~4与确诊病例在某餐厅有同时段用餐史,在暴露后4~7 d陆续发病;家庭成员病例5、6则分别在病例1~4发病后2~5 d发病。除病例1、2是由社区集中核酸检测发现,其余4人均是作为病例1、2的密切接触者在集中隔离观察中检测发现。6名病例活动轨迹累计涉及24个重点场所,共甄别密切接触者427人,除病例3~6外无续发感染。  结论  结合疫苗接种和非药物类控制措施,重点关注和控制家庭聚集性发病,仍是阻断COVID-19疫情社区传播的重要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