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宫内膜功能亢进性疾病的“异病同治”诊治研究思路＊

笔者根据现代临床子宫内膜的病理演变过程结合中医“异病同治”理念，提出“子宫内膜功能亢进性疾病”概念，涵盖5种常见的子宫内膜疾病：无排卵性异常子宫出血（Abnormal Uterine Bleeding Ovulatory dysfunction，AUB-O），子宫内膜息肉（Endometrial Polyp，EP），子宫内膜异位症（Endometriosis，EMs），子宫腺肌病（Adenomyosis，AM），子宫内膜癌（Endometrial Carcinoma，EC）。基于文献的汇总，分析得到此类疾病的子宫内膜病理演变与中医病因病机的关联性，为寻找关键通路、创新性治疗此类疾病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方向，对深化中医妇科学常见疾病的共性病因病机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探索思路。     

一种预测子宫内膜病变患者内膜病理类型的临床模型＊

目的 开发并评估一种用于预测子宫内膜病变患者内膜病理类型的临床模型；方法 选取2019年11月至2021年11月因妇科B超发现子宫内膜病变并于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行宫腔镜下内膜活检的患者，结合其病史与最小绝对收缩和选择算子法（Least absolute shrinkage and selection operator，LASSO）筛选影响内膜病变的独立危险因素，列线图（nomogram）函数建立列线图模型，采用ROC曲线下方的面积大小（Area Under Curve， AUC）、C指数（C-index）、拟合优度（Hosmer-Lemeshow）检验、自举法（bootstrap）评估及验证模型，依据列线图对纳入患者进行风险赋分，绘制ROC曲线获取风险评分的截断值，从而划分高低风险的人群；结果 阴道流血、绝经、无流产史、并发高血压、B超内膜厚度增厚、内膜回声不正常，中医证型为虚实夹杂证是发生子宫内膜癌及癌前病变的独立危险因素，评估模型所得AUC值与C-index均>0.9，Hosmer-Lemeshow检验显示P>0.05，bootstrap内部验证法所得C-index亦高于0.9，均说明模型准确度、区分度及可信度良好，当患者的风险评分总和≥177分时，属于高风险人群；结论 本模型可以预测B超提示子宫内膜病变患者的内膜病理类型为癌前或恶变型的概率并识别高风险人群。     

中西医结合诊治宫内合并输卵管壶腹部妊娠1例

<正>宫内合并宫外妊娠(HP)是指子宫内妊娠同时合并异位妊娠,是早孕期少见的并发症,临床常见于患者行IVF等辅助生殖技术后,发生率为1/100～1/500~([1]),自然妊娠中极其少见,其发生率在1/8000～1/30000~([2])。宫内妊娠合并宫外妊娠早期并无特异性的临床表现,易误诊或漏诊,延误治疗时机可危及生命,故在诊断时应提高警惕,     

中医药治疗人工流产后月经过少研究进展

人工流产后月经过少是人工流产常见远期并发症之一,可发展为不孕症、闭经,严重影响女性的身心健康。结合近年来有关中医复方及外治法治疗人工流产后月经过少的临床研究成果,从病机及治疗方面进行综述,结果肾虚、血瘀、肝郁为本病的常见病机,具体治疗以辨证论治、按照月经四期论治以及三补一攻法为主,结合中医外治法如针灸、外敷等亦见显著疗效。     

基于中医传承辅助平台的中医药治疗子宫腺肌病用药规律分析及研究

目的基于中医传承辅助平台分析治疗子宫腺肌病方剂的组方规律。方法收集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中中医药治疗子宫腺肌病的文献,将方剂信息录入中医传承辅助平台(v2.5),进行数据处理,对筛选出治疗子宫腺肌病的方剂进行组方规律的分析研究。结果筛选出符合要求的56首治疗子宫腺肌病的处方,得到了方剂中药物的应用频次、药物之间的关联规则、演化得到核心组合12个,新处方6个。结论利用中医传承辅助平台分析并研究了子宫腺肌病的组方规律和潜在治疗新方,为中医药治疗子宫腺肌病的临床应用和新药开发提供参考依据。     

宫宁颗粒对置宫内节育器出血不良反应者子宫内膜不同区域ER、PR、VEGF表达的影响

目的:观察宫宁颗粒对置宫内节育器(IUD)出血不良反应者子宫内膜不同区域雌激素受体(ER)、孕激素受体(PR)、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表达的影响,探讨其对子宫内膜修复的作用机制。方法:依标准纳入IUD出血不良反应患者,宫宁颗粒和消炎痛进行干预,宫腔镜下观察并定点获取IUD压迫区、移行区、远器区子宫内膜,免疫组化检测ER、PR、VEGF的表达情况。结果:宫宁颗粒临床疗效优于消炎痛组(P0.05);内膜损伤程度与距离IUD远近成反比,治疗前ER、PR、VEGF在不同区域表达不同步(P0.05或P0.01);与空白对照组比较,VEGF在IUD出血不良反应患者中表达显著升高(P0.05),ER表达在压迫区降低远器区升高,治愈或好转后,较之治疗前,VEGF表达降低,PR表达升高,且表达趋于同步。结论:内膜周期性修复障碍是IUD出血不良反应患者的病理基础,宫宁颗粒防治IUD出血不良反应(瘀热型)的作用机制可能与调控ER、PR、VEGF同步表达,促进子宫内膜修复有关。     

北京市朝阳区构建区域医疗联合体的实践与探索

区域医疗联合体是构建连续性医疗服务体系的重要途径,有利于提高医疗资源的整体利用效率。北京市朝阳区积极探索区域医疗联合体建设,相继建成了中部、北部、东部3个医联体,形成"大小一体化、上下一体化、城乡一体化",发挥了三级医院优质医疗资源的辐射作用,提高了基层医疗机构的能力,引导居民就医回归,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看病难、住院难"。     

含海洋药物的经方及其在妇科疾病治疗中的现代应用概况

通过分析《伤寒杂病论》中涉及的海洋药物及含海洋药物经方在现代妇科疾病辨治中的运用,并参照历代文献的相关阐述,探讨海洋药物药理作用的物质基础及临床应用的理论依据,分析海洋药物研究与发展的趋势,以帮助开拓用药思路,推动相关海洋药物治疗妇科疾病的现代化研究进程。     

2015年贵州省人体华支睾吸虫感染现状调查分析

为了解2015年贵州省人体华支睾吸虫感染情况,按照《全国人体重点寄生虫病现状调查方案》和实施细则相关要求,采用分层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从全省16个县(市、区)抽取30个农村和5个城镇为调查点,每个调查点检测不少于250人。采用改良加藤厚涂片法(一粪二检)对被调查者粪样进行检测,镜检华支睾吸虫卵及其他人体重点寄生虫虫卵并计数,同时采集被调查者一般情况信息。结果显示,全省共调查8 838人,华支睾吸虫感染37例,感染率0.42%(37/8 838),均属轻度感染。男、女华支睾吸虫感染率分别为0.50%(22/4 375)和0.34%(15/4 463)。36例感染者集中于黔东南州,1例在六盘水市,地区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1)。农村调查点7 572人,感染率为0.04%(3/7 572);城镇调查点1 266人,感染率为2.69%(34/1 266),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1)。黔东南州城镇调查点中,榕江县(镇区)感染率达11.90%(30/252),高于凯里市(城区)(1.60%, 4/250)(P <0.01)。37例华支睾吸虫感染者中,仅1例合并蛔虫感染。各年龄组中以11~20岁组感染率最高,为0.97%;文化程度以高中、中专学历人群感染率最高,为3.14%;职业以工人、干部等上班族最高,为2.36%,不同年龄、文化程度、职业人群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0.01)。贵州省黔东南州仍是华支睾吸虫病的重点流行区,需扩大城镇调查点进一步摸清华支睾吸虫感染流行状况。     

输入性疟疾再传播风险评估指标体系的构建

目的　构建输入性疟疾再传播风险评估指标体系。方法　通过文献综述、专题讨论初步构建输入性疟疾再传播风险评估指标体系。选择26名疟疾防治专家,采用德尔菲法对指标体系开展2轮专家咨询,根据专家对每项指标的熟悉程度、判断依据和重要性评价计算专家积极系数、专家权威系数、专家协调系数、各指标变异系数,根据上述结果进行指标筛选并计算各指标权重;采用Cronbach’s α系数评价指标体系信度,采用专家权威程度系数评价指标体系的内容效度,采用KMO检验和因子分析评价指标体系的结构效度。结果　共23名专家完成2轮专家咨询,最终构建了一个包含3个一级指标、7个二级指标、21个三级指标的输入性疟疾再传播风险评估指标体系。第2轮专家积极系数（100.00% vs. 88.46%）和专家协调系数（0.372 vs. 0.286, P均< 0.01）均高于第1轮。第2轮专家咨询后,各级指标专家权威程度系数为0.757～0.930,一、二、三级指标变异系数分别为0.098～0.136、0.112～0.276、0.139～0.335;指标体系整体Cronbach’s α系数为0.941;一（KMO值= 0.523,[χ2] = 18.192,P < 0.05）、二（KMO值= 0.694,[χ2] = 51.499,P < 0.01）、三级指标（KMO值= 0.519,[χ2] = 477.638,P < 0.01）KMO值均有统计学意义;三级指标6个主成分累积贡献率为84.23%。传染源、传播条件及防控能力3个一级指标归一化权重分别为0.337、0.333和0.329;归一化权重居前3位的二级指标依次为输入性病例数及虫种（0.160）、输入性病例入境及就诊情况（0.152）、媒介种类及密度（0.152）;归一化权重值居前5位的三级指标依次为输入性病例虫种（0.065）、媒介种群（0.064）、患者发病至就诊时间间隔（0.059）、输入性病例数（0.056）及从就诊至确诊时间间隔（0.055）。结论　成功构建了输入性疟疾再传播风险评估指标体系,为消除后开展输入性疟疾再传播风险评估和加强重点风险因素防控提供了科学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