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MO联合IABP及CRRT成功救治肝移植围手术期应激性心肌病并心源性休克1例

总结分析青岛大学附属医院器官移植中心通过ECMO联合主动脉内球囊反搏(intra-aortic balloon pump, IABP)及连续性肾脏替代治疗(continuous renal replacement therapy, CRRT)成功救治肝移植术后发生应激性心肌病(stress cardiomyopathy, SC)1例的临床资料并通过文献检索分析发病可能的致病因素。发现肝移植术后由于手术应激等因素, 可能导致患者发生SC;对于循环不稳定者, 可以应用ECMO联合IABP及CRRT治疗, 提高抢救的成功率。     

超声检查在胰肾联合移植术后监测中的应用价值初探

目的初步探讨超声检查在胰肾联合移植(SPK)术后监测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回顾性分析青岛大学附属医院2019年8月至11月完成的5例行SPK供、受者超声检查资料。5例供者术前行常规二维超声检查,评估肾脏和胰腺大小、内部回声。供器官获取后依次行肾移植和胰腺移植。术后1周内每天行超声检查1次,1周后每3天1次,1个月后每2个月1次,或根据病情需求行超声检查。采用重复测量资料方差分析比较SPK移植前、移植后第1、7天和第1个月移植胰腺和肾脏大小以及移植后第1、3、7天及第1个月移植胰腺及肾脏内动脉收缩期最大流速(PSV)、阻力指数(RI),进一步两两比较采用LSD法。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常规二维超声显示术后1周内移植胰腺形态饱满,实质回声偏低、均质,胰管无扩张;移植肾形态饱满,皮质回声均匀,皮髓质分界清晰,集合系统无分离。5例SPK受者术后第1天移植胰腺胰头、胰体和胰尾以及肾脏长径、前后径和左右径均大于移植前,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术后第1个月移植胰腺胰头、胰体和胰尾以及肾脏长径均小于术后第1天,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移植术后1周内彩色多普勒血流显像检查示胰腺内动、静脉血流显示较好,胰腺内动脉PSV为16.6～37.2 cm/s,RI为0.52～0.70。5例移植胰腺中4例门-腔静脉血流显示良好,频谱呈双相波或三相波等体静脉频谱特征。1例术后门-腔静脉吻合口显示欠清,超声造影检查示动脉期移植胰腺肠系膜上动脉、脾动脉及实质内小动脉分支顺次清晰显影,静脉期门-腔静脉、脾静脉显影,实质内未见异常灌注区。5例移植肾脏三级血流显示清晰,肾动脉PSV为24.2～123.0 cm/s,RI为0.55～0.81。5例受者术后第1、3、7天和第1个月移植胰腺内胰头动脉和胰体尾动脉以及移植肾内肾叶间动脉、肾段动脉和肾门动脉PSV、RI差异均无统计学差异(F＝0.182、0.953、1.321、1.867、2.121和1.588、0.544、3.902、2.752、0.956,P均>0.05)。1例维吾尔族男性受者术后第22天怀疑发生急性排斥反应,予甲泼尼龙冲击治疗后恢复正常。截至2020年2月,5例受者术后均恢复良好,移植肾脏与胰腺功能良好,肾功能及血糖水平均恢复正常。 结论超声可以作为SPK术后动态监测的首选影像学检查方法,了解移植物大小、体积、内部回声和血流动力学等情况,对早期发现术后并发症有重要价值。     

肝移植术后中期肝脏血流动力学与肝功能异常的关系

目的通过分析肝移植术后中期血流动力学的规律,探讨其与肝功能的关系。方法以2014年2月至2015年10月于青岛大学附属医院进行肝移植手术的56例肝移植受者为研究对象,按肝功能正常与否分为正常组(24例)和异常组(32例)。记录两组的一般资料及肝功能,并应用超声检测其肝移植术前及术后1、30、90 d的肝动脉峰值血流速度(HAP)、门静脉峰值血流速度(PVP)、门静脉灌注量(PVF)等,并计算肝动脉缓冲能力(BC)、校正BC等。对两组间肝脏血流动力学因素与肝功能关系进行单因素和多因素分析,并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结果异常组中移植术后30 d的PVP、PVF明显高于正常组(P=0.014、0.049),正常组中BC及校正BC明显高于异常组(P=0.048、0.011)。多因素分析显示校正BC是其独立危险因素(P=0.047),ROC曲线下面积(AUC)为0.705,灵敏度为0.652,特异度为0.750。结论肝移植术后30 d的PVP、PVF、BC及校正BC可能与肝功能异常有关,其中校正BC可作为诊断及干预肝功能异常的指标之一。     

Sigma-1受体在小鼠肝缺血再灌注损伤中的表达和作用

目的 研究Sigma-1受体在小鼠肝缺血再灌注损伤中的表达和作用。方法 将20只小鼠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肝缺血再灌注组,建立小鼠肝缺血再灌注模型。肝缺血再灌注组分别为缺血1 h再灌注6 h、再灌注12 h和再灌注24 h组。实时荧光定量PCR及Western Blot实验分别检测各组小鼠肝组织Sigma-1受体mRNA及蛋白表达水平。进一步研究Sigma-1受体在小鼠肝缺血再灌注损伤中的作用,将20只小鼠随机分为对照组、缺血再灌注组、Sigma-1受体激动剂组、Sigma-1受体激动剂加抑制剂组。建立小鼠肝缺血再灌注模型1 h前,向激动剂组小鼠腹腔注射Sigma-1受体激动剂4-苯基-1-(4-苯丁基)哌啶,激动剂加抑制剂组小鼠腹腔注射激动剂4-苯基-1-(4-苯丁基)哌啶和抑制剂NE-100。再灌注12 h后通过实时荧光定量PCR检测肝组织肿瘤坏死因子-α（tumor necrosis factor-α,TNF-α）、白介素（interleukin,IL）-6和IL-10 mRNA表达水平,ELISA法检测血清TNF-α、IL-6和IL-10水平,检测血清谷丙转氨酶（alanine aminotransferase,ALT）及谷草转氨酶（aspartate aminotransferase,AST）,苏木精-尹红染色法观察肝组织病理学变化。结果 同对照组比较,缺血1 h再灌注12 h组Sigma-1受体表达水平明显升高(P<0.05)。同肝缺血再灌注组比较,Sigma-1受体激动剂组小鼠肝组织TNF-α和IL-6 mRNA表达水平下降,IL-10 mRNA表达水平升高,血清TNF-α、IL-6水平降低,IL-10水平升高,血清ALT、AST水平降低,肝组织病理学损伤减轻(P<0.05)。Sigma-1受体激动剂加抑制剂组小鼠肝组织TNF-α和IL-6 mRNA表达水平较Sigma-1受体激动剂组升高,IL-10 mRNA表达水平下降。血清TNF-α、IL-6水平升高,IL-10水平降低,血清ALT、AST水平升高,肝组织病理学损伤加重(P<0.05)。结论 在小鼠肝缺血再灌注后,Sigma-1受体表达水平升高,促进Sigma-1受体活化可减轻肝缺血再灌注损伤,其机制可能与抑制炎症反应有关。     

超声对原位劈离式肝移植术前供肝评估价值初探

目的初步探讨超声对原位劈离式肝移植(ISSLT)术前供肝评估的价值。 方法回顾性分析5例脑死亡器官捐献供者接受供肝在体劈离术前的超声检查资料。5例供者术前均行常规二维超声、彩色多普勒超声和剪切波弹性成像检查,酌情行超声造影。 结果常规二维超声显示肝实质回声细小2例,略粗略强2例,增粗增强1例。5例供者肝内动脉、门静脉主干及其属支、肝中静脉及其属支彩色多普勒超声均显示良好。5例供者右肝前叶剪切波成像弹性值为2.67～4.35 kPa。2例供者行超声造影,1例未见异常,1例肝动脉解剖变异。术中所见肝脏血管情况与超声评估相符。病理结果示5例供肝肝小叶结构大致正常,均未见脂肪变性。 结论超声可以作为ISSLT术前供肝评估的首选影像学方法,了解供肝大小、质地、脂肪变性、血管变异等情况,剪切波弹性成像及超声造影从硬度、微循环灌注检测两方面进一步评估供肝质量,作为常规超声的有效补充。     

DNAJB6基因在肝组织再生中的作用探索

目的探索研究DNAJB6在部分肝移植肝再生的作用及分子机制。方法采用DA大鼠作为供体, Lewis大鼠作为受体, 构建部分肝移植肝再生模型。按照部分肝移植不同时间点分为6组(每组6对), 分别为灌注前、劈裂肝完成灌注后、门静脉开放后、关腹前、术后第3、7天组。采用C57小鼠构建部分肝切除残余肝再生模型, 根据肝切除不同时间点分为6组(每组6只), 分别为对照组、1 d、2 d、3 d、4 d和5 d组。利用基因表达数据库的肝再生数据分析和肝再生动物标本找到肝再生的关键基因。通过转染干扰RNA构建DNAJB6低表达的人源肝细胞。通过蛋白印迹检测细胞增殖核抗原(PCNA)和细胞增殖实验研究DNAJB6与肝再生的关系。通过蛋白印迹检测核蛋白和经典细胞增殖信号通路节点蛋白研究DNAJB6调节部分肝移植肝再生的可能分子机制。结果部分肝切除残余肝再生结果显示, DNAJ家族基因在再生肝基因芯片中差异表达, 其中DNAJB6在再生肝基因芯片中低表达。与此同时, DNAJB6在部分肝移植和部分肝切的再生肝组织中低表达。DNAJB6沉默后, 细胞PCNA表达水平升高且增殖速率加快。然而, 细胞核提取没有...     

海藻糖对肝脏缺血再灌注损伤的保护作用及机制研究

目的探讨海藻糖是否对肝脏缺血再灌注损伤具有保护作用及其相关机制。方法C57BL/6J小鼠数字随机分为无缺血组、缺血再灌注组、海藻糖处理组和生理盐水对照组,缺血90 min后于再灌注的0h和6h,收集血液和肝组织,通过分离血清测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T)、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AST)肝功能指标及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白细胞介素-1β(IL-1β)和白细胞介素-2(IL-2)炎症因子水平和肝组织病理改变研究海藻糖在肝脏缺血再灌注损伤中的作用;AML12小鼠肝细胞系构建缺糖缺氧-复糖复氧细胞模型,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实验组根据给予的海藻糖浓度不同分为低剂量组和高剂量组,对照组无海藻糖,收集细胞,流式细胞仪检测凋亡水平以研究海藻糖对肝脏缺血再灌注损伤诱导的细胞凋亡的影响,蛋白印迹法检测Caspase-3、Cleaved Caspase-3和Bcl-2蛋白水平以研究海藻糖在肝脏缺血再灌注损伤诱导的细胞凋亡中的分子机制。结果体内动物实验显示肝脏缺血再灌注后,缺血再灌注组ALT、AST及TNF-α、IL-1β和IL-2等肝功能指标及炎症因子水平升高(P<0.05),且肝组织发生坏死;而在给予海藻糖处理后,ALT、AST、TNF-α、IL-1β和IL-2等水平较生理盐水对照组降低且肝组织坏死面积也减少(P<0.05)。体外细胞实验显示与对照组相比,实验组肝细胞凋亡水平下降;且实验组活化的促凋亡蛋白Cleaved Caspase-3水平下降、抗凋亡蛋白Bcl-2水平升高。结论在体内和体外条件下海藻糖对肝脏缺血再灌注损伤有保护作用,其机制可能是通过抑制肝脏缺血再灌注损伤诱导的炎症发生和抑制Caspase-3的活化并促进Bcl-2的表达,减轻细胞凋亡,从而保护肝脏缺血再灌注损伤。     

PD-1抑制剂联合TKIs治疗中晚期肝细胞癌后实施肝移植的可行性探讨

目的:探讨中晚期肝细胞癌患者接受程序性死亡蛋白-1(PD-1)抑制剂联合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KIs)治疗后实施肝移植的安全性及有效性。方法:回顾性分析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与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2019年1月至2020年12月中晚期肝细胞癌实施肝移植的6例患者资料,均为男性,年龄(57.5±4.3)岁。分析移植前肿瘤分期、PD-1抑制剂使用情况、移植时PD-1抑制剂停用时长,以及术后肝功能恢复、并发症等情况。门诊复查随访肿瘤复发、无瘤生存情况等。结果:6例中晚期肝细胞癌患者移植前接受了PD-1抑制剂联合TKIs治疗,其中4例肿瘤为巴塞罗那临床肝癌分期(BCLC)C期或中国肝癌分期(CNLC)Ⅲa期,2例为BCLC-B期或CNLC-Ⅱb期。6例患者使用PD-1抑制剂1~20个周期,平均5.5个周期,停用PD-1抑制剂至肝移植时间间隔12~45 d,平均19.5 d。6例患者经PD-1抑制剂联合TKIs治疗后达到肝移植标准,均成功实施了同种异体原位肝移植,术后肝功能恢复良好,无急性排斥反应和其他严重并发症发生。随访时间范围8.2~27.3个月,中位时间11.9个月。随访结束时无患者死亡,2例肿瘤复发。4例患者无肿瘤复发,无瘤生存期2.9~27.3个月,平均10.9个月。结论:肝移植前使用PD-1抑制剂联合TKIs治疗有可能使中晚期肝细胞癌患者获益,并且不会增加移植后急性排斥反应与其他并发症的发生。     

肝细胞肝癌肝移植受者术后生存及肿瘤复发临床分析

目的比较符合米兰标准和杭州标准的肝细胞肝癌(HCC)肝移植受者术后生存及肿瘤复发情况,分析移植术后生存和肿瘤复发影响因素。 方法回顾性分析青岛大学附属医院器官移植中心2014年2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符合米兰标准和杭州标准的119例HCC肝移植受者临床资料。符合米兰标准受者79例(米兰标准组),超出米兰标准但符合杭州标准者受者40例(杭州标准组)。所有受者肝移植术后均规律随访,收集受者性别、年龄和手术时间等临床资料。无瘤生存时间以受者移植术后发现肿瘤复发转移为观察终点,累积生存时间以受者移植术后死亡为观察终点。采用Kaplan-Meier法绘制生存曲线,采用log-rank检验比较组间累积生存率和无瘤生存率。采用Cox比例风险模型进行影响累积生存时间和无瘤生存时间的单因素和多因素分析。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截至2019年7月31日,119例受者术后中位随访时间为27个月(15～43个月),其中术后因肿瘤复发死亡11例复发转移27例。米兰标准组受者1、3和5年累积生存率分别为98.7%、90.2%和90.2%,杭州标准组分别为97.2%、73.9%和73.9%,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χ²＝0.219、1.598和1.598,P均>0.05)。米兰标准组受者1、3和5年累积无瘤生存率分别为90.3%、82.1%和68.6%,杭州标准组分别为81.6%、56.0%和56.0%,两组受者术后1年和5年累积无瘤生存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χ²＝1.587和3.707,P均>0.05),3年累积无瘤生存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5.543,P<0.05)。多因素分析结果证实术前有无脉管癌栓是影响其累积生存率的独立危险因素,差异有统计学意义(HR＝0.159,P<0.05);术前有无脉管癌栓和病理分化类型是影响无瘤生存的独立危险因素,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HR＝0.338和0.395,P均<0.05)。 结论符合杭州标准的HCC肝移植受者移植术后可获得较好的累积生存率及无瘤生存率,受者术前是否存在脉管癌栓及病理分化程度可以指导移植术后肿瘤复发的预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