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医疗”背景下全生育周期服务体系构建研究△

“互联网+医疗”在实现改善人民群众就诊体验和提高优质资源利用效率等方面具有积极作用。作者介绍了某三级妇幼保健院在国家推进“互联网医院”政策的背景下，以互联网、大数据等技术为依托，自主更新业务体系、重构发展模式，加快内部流程的优化与再造，构建全生育周期服务体系的实践，分析了全生育周期服务体系的初步成效及存在不足，在此基础上提出关于进一步优化全生育周期服务体系的看法和建议。     

输卵管疾病的生育力保护

输卵管因素不孕症占不孕人群的30%～35%。随着腹腔镜技术及微创手术原则的应用，生殖相关输卵管性疾病的微创手术治疗受到关注。手术治疗输卵管性不孕在评估输卵管功能，保留生育功能，改善患者自然妊娠或辅助生殖技术助孕的结局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文章主要对有生育要求的输卵管病变患者，腹腔镜手术保留及恢复生育功能的处理及临床结局进行阐述。     

青年女性甲状腺癌患者生育忧虑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调查分析青年女性甲状腺癌患者生育忧虑现状及影响因素。方法采用一般资料调查表、中文版癌症后生育忧虑量表、中文版病人健康问卷-9对北京市3所三级甲等医院212例青年女性甲状腺癌患者进行横断面调查。结果青年女性甲状腺癌患者生育忧虑总分为(65.73±12.36)分,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显示,文化程度、子女数、生育意愿、是否需行~(131)I治疗以及抑郁程度是青年女性甲状腺癌患者生育忧虑的主要影响因素(均P0.01)。结论青年女性甲状腺癌患者生育忧虑程度偏高,其中抑郁程度对其影响最大,医护人员应对患者进行针对性的心理疏导,缓解其生育忧虑。     

北京市某妇幼保健院医务人员二孩生育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分析北京市某妇幼保健院医务人员的二孩生育意愿及其影响因素。方法在北京市某妇幼保健院,通过整群抽样和方便抽样相结合的方式抽取20～45岁的120名女性医务人员为研究对象,开展问卷调查,调查内容包括个人基本情况调查、工作现状自我评价和二孩生育意愿,对问卷数据进行描述性分析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愿意生育二孩的仅占29. 1%,认为理想子女数是2个的占58. 3%,有52. 5%的人生育二孩后会继续工作不影响职业规划,认为2个孩子相互陪伴、经济负担较大、精神慰藉是生育二孩影响因素的占比分别为67. 5%、51. 7%、50. 0%。缓解子女养老压力(OR=2. 781,95%CI为1. 063～7. 272)、响应国家政策(OR=0. 221,95%CI为0. 068～0. 720)是生育二孩的显著影响因素。结论调查人群生育二孩意愿并不强烈,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是缓解子女养老压力和响应国家政策。     

多囊卵巢综合征之最新生育策略

多囊卵巢综合征(polycystic ovary syndrome,PCOS)是影响育龄女性最常见的生殖内分泌疾病,根据研究人群和使用的定义,患病率为8%~13%[1]。根据2003年鹿特丹诊断标准,我国育龄女性的患病率为5.6%[2]。PCOS具有高度异质性,涉及生殖、代谢和心理等诸多问题,严重影响女性的生殖功能和身心健康。由于其病因和发病机制尚不明确,目前的治疗方式主要基于症状和临床经验。     

我刊副主编刘彦教授推荐《生育生殖流程管理与风险控制》

2020年新冠病毒肆虐全球之际,《生育生殖流程管理与风险控制》一书出版了。虽然不同于新冠病毒的流行,但毫无疑问女性的生殖分娩也是一个需要全社会关注的公共卫生大事。女性生育分娩过程中的母婴死亡率高低反映了一个社会的文化经济发展的不同水平。妊娠是人类永恒的正常的生理活动,但如果转化成病理妊娠和难产就可能发生危及母婴生命的巨大风险。如何降低生殖生育的风险及面对病理性妊娠风险,需要多学科的诊治和完善的公共卫生系统的支持。     

早期高分化子宫内膜癌及子宫内膜不典型增生患者保留生育功能治疗的结局分析

目的:探讨早期高分化子宫内膜癌及子宫内膜不典型增生患者保留生育功能治疗的结局。方法:回顾性分析2010年1月至2017年12月就诊于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要求保留生育功能的早期高分化子宫内膜癌患者43例及不典型增生患者77例的临床病理资料及治疗结局。结果:保守治疗的完全缓解(CR)率为96.67%(116/120),不典型增生组患者保守治疗3个月CR的比例显著高于子宫内膜癌组(74.03%vs 41.86%,P0.05)。109例患者有妊娠要求,妊娠率为43.12%(47/109)、活产率为33.03%(36/109)。分析显示,体质量指数(BMI)、是否癌变及合并有糖尿病或胰岛素抵抗与治疗缓解后能否成功妊娠有关(P0.05),而治疗获得CR的时间及缓解后维持治疗与妊娠无关(P0.05)。复发率为32.76%(38/116),中位复发间隔为17月,是否癌变(RR 5.624)是影响复发的独立危险因素(P0.05),达CR后的维持治疗(RR 0.385)及妊娠(RR 0.382)是影响复发的保护性因素(P0.05)。子宫内膜癌组的中位复发间隔为13月,子宫内膜不典型增生组为24月,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复发后重复孕激素治疗的有效率为100.00%(31/31)。结论:早期高分化子宫内膜癌和不典型增生的有生育要求的患者,保守治疗安全有效。保守治疗3个月子宫内膜不典型增生疗效好于子宫内膜癌。BMI、是否合并糖尿病和胰岛素抵抗及癌变与其妊娠有关,治疗达CR后的维持治疗并不影响妊娠,但治疗后复发率较高,妊娠和维持治疗是预防复发的保护因素。复发后重复保守治疗仍然有效。     

全面两孩政策下已育育龄妇女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及其对策研究

目的：在全面两孩政策下，通过抽样调查上海市户籍已育育龄妇女二孩生育意愿，并分析其影响因素，为生育政策的实施及相关配套的完善提供参考。方法：采用目的抽样的方法，对上海市2个区4个街道的920名夫妻一方为上海市户籍家庭中15~49岁已育一孩妇女进行问卷调查，采用卡方检验、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二孩生育意愿影响因素分析。结果：回收有效问卷904份，其中有二孩生育意愿者20.7%，无意愿者57.7%，不确定者21.6%。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育龄妇女年龄、家庭年收入、夫妇类型、生育偏好和区域差异是妇女二孩生育意愿的重要影响因素。结论：全面两孩政策的实施对已生育一孩妇女的二孩生育意愿影响有限，意愿生育子女数明显低于政策允许生育子女数，除生育政策外，还有很多因素制约着人们的二孩生育意愿。全面两孩政策之后，延长产假、哺乳假和提供经济支持是最受期待的育儿支持政策。     

接受供精人工授精夫妇生育压力和生活质量研究

目的：调查接受供精人工授精（AID）夫妇的生育压力与生活质量，了解生育压力和生活质量的关系，为这些夫妇进行心理和生活质量干预时提供理论依据。方法：采用患者夫妇一般情况调查表、生育压力量表（FPI量表）和生活质量量表（FertiQoL量表）对北京大学第三医院2018年5—9月生殖中心门诊就诊的129对准备接受AID助孕的夫妇进行横断面调查，比较夫妇双方生育压力和生活质量的差异，分析生育压力和生活质量之间的关系。结果：接受AID的女性患者FPI总分为（159.00±17.52）分，FertiQoL总分为（62.27±9.26）分；男性配偶FPI总得分为（153.91±19.96）分，男性配偶FertiQoL总分为（65.12±11.62）分。女性FPI总分高于男性（t=2.436，P=0.016），女性无子女压力维度得分高于男性（t=3.145，P=0.002）。男性FertiQol总分高于女性（t=-2.881，P=0.005），女性情感反应维度得分高于男性（t=3.681，P=0.000），男性身心关系维度得分高于女性（t=-11.401，P=0.000）。Pearson 相关分析结果显示，接受AID助孕的女性FPI总分及性压力、夫妻关系、父母角色需求压力三个维度与其生活质量呈负相关（P＜0.05），接受AID男性配偶FPI总分和社会压力、性压力、夫妻关系维度、父母角色需求压力这4个维度与其生活质量呈负相关（P＜0.05）。多重线性回归显示，生育压力、居住地、文化程度是影响接受AID助孕女性患者生活质量的重要影响因素（F=3.485，R2=0.168，P＜0.05），生育压力、文化程度、家庭月收入是影响接受AID助孕男性配偶生活质量的重要影响因素（F=4.390，R2=0.203，P＜0.01）。结论：接受AID女性患者生育压力高于男性配偶，生活质量低于男性配偶；生育压力是影响AID夫妇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夫妇双方生育压力越大，生活质量越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