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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目的 探讨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DHD)患儿非遗传危险因素。方法 选择2014年1月至2017年5月在芜湖市第四人民医院就诊的ADHD患儿137例为ADHD组,同时期芜湖某小学按照年龄分层抽样选取400名健康儿童为对照组,采用自制问卷对两组儿童进行孕期、母亲、父亲及家庭因素调查。结果 ADHD组患儿难产、孕期情绪异常、母亲酗酒、母亲类似ADHD症状、高龄孕妇、父亲类似ADHD症状、夫妻关系紧张的比例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母亲酗酒、夫妻关系紧张、母亲ADHD病史、高龄孕妇、父亲ADHD病史和难产等是儿童ADHD发病的危险因素(P<0.05)。结论 孕产史和家庭环境中的某些因素与ADHD发病密切相关。 相似文献
2.
《中国妇幼保健》2019,(22)
目的探索儿童视屏时间与家庭视屏环境的关系。方法采用随机抽样选取2018年3-8月于上海市儿童医院儿童保健科体检的240例正常儿童为研究对象,利用自行设计的幼儿视屏时间流行病学调查问卷、家庭养育环境问卷对研究对象进行横断面调查。结果本研究共纳入研究对象240例,70%的儿童年龄为12~36月龄。以儿童平均每天视屏时间是否超过1 h将研究对象分为1 h/d和≥1 h/d两组,结果显示父母亲文化程度越高儿童视屏时间1 h/d的比例越高,家庭养育环境越好儿童视屏时间1 h/d的比例越高。与视屏≥1 h/d组相比,在1 h/d组儿童的母亲在上述3方面的平均视屏时间较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 05)。但父母亲工作日、周末与孩子接触时间,父亲视屏时间在两组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 05)。多因素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在调整了父亲文化程度、母亲文化程度、家庭养育环境等因素后,母亲视屏用于工作时间、母亲视屏用于闲暇时间是影响儿童视屏的危险因素,OR值分别为1. 244、1. 383。结论幼儿视屏时间受家庭视屏环境特别是母亲视屏时间影响,建议家庭增加高质量亲子活动数量,对儿童及家长的视屏行为予以约束。 相似文献
3.
目的 研究学龄前儿童适应行为发展的特点, 探讨气质和家庭环境对适应行为的影响, 为促进儿童适应行为的发展提供参考依据。方法 于2019年10月采取随机整群抽样的方法选取西安市3所幼儿园304名4~6岁儿童家长进行问卷填写, 采用方差分析、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探讨学龄前儿童气质、家庭环境对适应行为的影响。结果 1)学龄前儿童独立因子、认知功能因子、社会/自制因子及适应能力商数(ADQ)在年龄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15.49、6.31、18.17、20.91, P<0.05), 适应行为随着年龄的增长不断发展。2)节律性、适应性、反应强度、持久性、反应域、亲密度与ADQ显著相关(r=-0.18、-0.17、0.15、-0.13、0.18、0.28, P<0.05);节律性、适应性、亲密度、矛盾性与独立因子显著相关(r=-0.16、-0.18、0.26、-0.13, P<0.05), 节律性、持久性、亲密度、知识性与认知功能因子显著相关(r=-0.14, -0.17、0.18、0.11, P<0.05);反应强度、注意分散、反应域、亲密度、组织性与社会因子显著相关(r=0.19、0.13、0.21、0.21、0.13, P<0.05)。3)家庭亲密度(β=0.28)、气质的节律性(β=-0.15)和反应阈(β=0.14)可以共同预测适应行为(F=14.75, P<0.001)。结论 学龄前儿童的适应行为的发展受年龄、气质和家庭环境的影响, 因此, 根据儿童的气质特点, 创造适宜的家庭环境, 能够促进学龄前儿童适应行为的全面发展。 相似文献
4.
目的:探讨家庭对青少年情绪智力的影响。方法使用《家庭环境量表》和《情绪智力量表》对随机抽取的230名青少年进行测试。结果被试的情绪智力处于中等之上;家庭环境的部分维度与情绪智力存在相关( P<0.05;P<0.01),情绪智力高、低组的被试在亲密度、情感表达、娱乐性、成功性及道德宗教观维度上有显著差异( P<0.05,P<0.01);逐步回归分析显示,亲密度、知识性、道德宗教观、独立性能够预测情绪智力总分或者部分维度(β值在0.13~0.23之间),预测量为6%~10%。结论良好的家庭环境有利于情绪智力的培养。 相似文献
5.
目的:探讨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DHD)伴情绪不稳儿童的家庭环境特点。方法:选取符合DSM-5ADHD诊断标准的儿童183例和正常儿童50例,采用家庭环境量表(FES-CV)、Conners儿童行为问卷分别评定ADHD儿童和正常儿童的家庭环境特点以及情绪是否稳定。将Conners儿童行为问卷中第7、8、33、37情绪相关条目总分大于等于6分定义为伴有情绪不稳。结果:ADHD组情绪不稳的比例高于正.常对照组(41%vs.2%,P<0.05)。ADHD情绪不稳组儿童FES-CV家庭的知识性、娱乐性得分同时低于ADHD情绪稳定组和对照组(P<0.05),矛盾性得分同时高于情绪稳定组和对照组,亲密度、独立性和组织性得分低于对照组(均P<0.05),与情绪稳定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ADHD儿童伴.情绪不稳的比例高于正常儿童,他们的家庭中文化活动与课外活动较情绪稳定的ADHD儿童更少。 相似文献
6.
目的 分析语言发育迟缓儿童智能发育现状及影响的相关因素,为早期干预提供依据。方法 采用北京首都儿童研究所“0~6岁儿童神经心理发育量表”对2018年1-6月佛山市妇幼保健院儿童保健科174例首诊语言发育迟缓的患儿进行智能发育测查,并自制问卷对可能影响语言发育的出生高危史,语言发育迟缓家族史等先天因素与家庭环境因素进行调查分析。结果 首诊年龄越大,各能区发育商(F=4.999、5.479、25.546、16.401、13.733)和总发育商(F=22.716)下降越明显,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家庭环境因素单因素分析中留守儿童的语言发育商低于非留守儿童,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3.182,P<0.05);多元线性分析中显示非父母为主要抚养者和留守儿童影响儿童语言发育(β=3.606、8.088,P<0.05)。结论 语言发育与家庭环境因素密切相关,评价儿童家庭环境中潜在的影响因素,有利于指导家长创造积极的语言环境,促进儿童语言发育。 相似文献
7.
目的:探讨网络成瘾青少年的家庭环境模式、应对方式特征及家庭环境因素对应对方式的影响。方法:采用家庭环境量表中文版(FES-CV)及应付方式问卷(CSQ)评估35例网络青少年(研究组)及35例正常青少年(对照组)的家庭环境及应对方式。结果:1研究组在亲密度、情感表达、独立性、成功性、娱乐性、控制性等六项评分值均显著低于对照组(t=-2.883,-3.682,-2.402,-2.514,-3.220,-2.414;P<0.01或0.05),矛盾评分值显著高于对照组(t=2.104,P<0.05);2研究组的解决问题、求助两项的因子评分值显著低于对照组(t=-3.063,-3.801;P<0.01),自责、幻想及逃避3项的因子评分值显著高于对照组(t=2.839,3.092,3.354;P<0.01);3研究组亲密度评分与解决问题和求助两因子评分均呈正相关(r=0.461,P<0.01;r=0.394,P<0.05),与自责、幻想、逃避及合理化4项因子评分均呈负相关(r=-0.340,-0358,-0.406;P<0.05;r=-0.478,P<0.01);情感表达评分与解决问题、求助两项评分均呈正相关(r=0.335,0.405;P<0.05),与幻想、逃避评分均呈负相关(r=-0.450,P<0.01;r=-0.418,P<0.05);矛盾性评分与幻想、逃避两项评分均呈正相关(r=0.357,0.354;P<0.05),与解决问题和求助两项评分均呈负相关(r=-0.386,-0.361;P<0.05);娱乐性评分与解决问题和求助两项评分均呈正相关(r=0.490,P<0.01;r=0.381,P<0.05),与幻想、逃避、合理化评分均呈负相关(r=-0.436,P<0.01;r=-0.352,-0.378;P<0.05)。结论:网络成瘾青少年的家庭环境模式与其采用不良的应对方式可能存在显著相关性。 相似文献
8.
人们常说,家庭是孩子的第一所学校,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教师。
确实是这样。每个孩子的心理成长与家庭环境密切相关,当一个小生命诞生后,最需要的是家长无条件的关注和接纳,孩子从这里感受到父母的爱,与父母产生情感的连接。 相似文献
9.
贫困大学生目前还没有统一的标准来界定,各地区、各学校、各专业之间也很难做到统一,所以把握和界定贫困生的标准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家庭经济困难、生活费低于学校所在地的最低生活标准,难以维持正常学习和生活同学均为贫困生。国内学者大多根据自己的理解,对其做出界定和定义,韩永清认为,贫困大学生是指经济上无法缴纳学费和维持学校所在地的一般生活水平的高校学生[1];黄春杰认为,贫困大学生是指国家招收的普通高校本专科学生在校期间基本生活费用难以达到学校所在地最低伙食标准,且无力缴纳学费及购置必要学习用品,日常生活没有经济保障的大学生[2];我国高校往往根据各自学校具体情况对大学贫困生给予认定。其实高校贫困生的产生主要是因为家庭的经济状况决定的,这个特殊群体主要是符合以下三个条件:①贫困大学生无法缴纳学费,这是贫困生界定的主要参考依据;②贫困大学生无法购置必要的学习用品;③贫困大学生生活费用低,难以达到当地最低的生活标准线。这一标准也是贫困学生生活费用的主要参考依据。 相似文献
10.
《中国药物依赖性杂志》2015,(3):224-228
目的:探讨父母教养方式和家庭环境对住院网瘾青少年应对方式的影响,为网瘾的治疗工作提供参考。方法:108例符合网络成瘾临床诊断标准的住院男性网络成瘾青少年参与了问卷调查。调查问卷包括应付方式问卷、父母养育方式评定量表、家庭环境量表(中文版)。结果:(1)父、母情感温暖与理解,家庭环境中的成功性、知识文化性、娱乐性与其解决问题呈正相关(r=0.228~0.262,P<0.05);父情感温暖与理解,亲密度,娱乐性与自责具有正相关(r=0.194~0.215,P<0.05);父惩罚严厉与自责具有负相关(r=-0.225,P<0.05);父、母情感温暖与理解、父过分干涉,父过度保护,母拒绝否认,母惩罚严厉,家庭环境因素中的知识性、娱乐性、组织性与求助呈正相关(r=0.193~0.379,P<0.05);父情感温暖与理解,父拒绝与否认、父过度保护、母拒绝与否认与幻想呈正相关(r=0.211~0.267,P<0.05);成功性、控制性与幻想呈负相关(r=-0.208~0.213,P<0.05);父过度保护与退避呈正相关(r=0.218,P<0.05);独立性与合理化呈负相关(r=-0.240,P<0.05);(2)母情感温暖与理解、母拒绝否认、父惩罚严厉、父情感温暖与理解、父过度保护及家庭环境中和成功性、娱乐性、独立性、控制性对住院网瘾青少年的应对方式具有预测作用。结论:不良的家庭环境与不恰当的父母教养方式可能是导致住院网瘾青少年在遇到挫折和困难时形成沉溺网络虚拟世界等消极应对方式的重要原因。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