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互联网为依托的居家安宁疗护联合疼痛管理对老年晚期肝癌患者生存质量和家庭压力的影响

摘要：目的：观察以互联网为依托的居家安宁疗护联合疼痛管理对老年晚期肝癌患者生存质量和家庭压力的影响。方法：选择2020年6月-2021年5月和2021年6月-2022年5月在廊下及吕巷接受居家安宁疗护的肝癌晚期患者61例和77例分别为常规疗护组、互联网疗护组，分别予以常规居家安宁疗护联合疼痛管理，和互联网为依托的居家安宁疗护联合疼痛管理护理。在干预前、干预后3个月比较两组患者生存质量、负面情绪、睡眠、疼痛以及家庭压力。结果：干预3个月后，互联网疗护组QOL-LC量表中躯体功能、心理功能、症状/副作用、社会功能评分、SAS和SDS评分、PSQI评分、疼痛VAS评分、FDI评分均低于常规疗护组，舒适度量表中生理舒适、精神心理舒适、环境舒适三个维度各条目平均分高于常规疗护组。结论：以互联网为依托的安宁居家疗护联合疼痛管理，提高老年晚期肝癌患者生存质量、缓解患者家庭压力的重要作用。     

ICU护士死亡态度在道德困境与安宁疗护核心能力间的中介效应

目的 调查ICU护士道德困境与安宁疗护核心能力现状，探讨死亡态度在两者间的中介效应。 方法 选取4所三甲医院的429名ICU护士为研究对象，采用一般资料调查问卷、中文版护士道德困境量表、中文版死亡态度描绘量表（修订版）及安宁疗护护士核心能力问卷进行调查。 结果 ICU护士道德困境、负向死亡态度、正向死亡态度与安宁疗护核心能力评分分别为（78.19±32.84）分、（40.21±9.02）分、（66.07±9.89）分、（70.21±20.88）分；道德困境与负向死亡态度呈正相关（r=0.500，P＜0.05），与正向死亡态度呈负相关（r=-0.496，P＜0.05），与安宁疗护核心能力呈负相关（r=-0.690，P＜0.05）；死亡态度在道德困境与安宁疗护核心能力间有部分中介作用（β=-0.332，P＜0.05），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42.78%。 结论 护理管理者需提高对ICU护士道德困境的关注，采取多样举措普及安宁疗护理念及死亡继续教育，着力改善道德环境，促使护理人员树立科学的死亡态度，提升安宁疗护服务能力。     

安宁疗护知识量表的汉化及在中老年社区居民中的信效度检验

目的 汉化、修订安宁疗护知识量表，并在中老年社区居民中检验信效度，为测量社区居民安宁疗护知识水平提供有效工具。 方法 采用Brislin翻译模型对安宁疗护知识量表进行翻译和回译，并通过质性访谈增加条目内容，通过专家评议和预调查进行跨文化调适及内容修订。选取郑州市5个社区的364名中老年居民进行信效度检验。 结果 中文版安宁疗护知识量表为含20个条目的单维度量表，提取的1个公因子累积方差贡献率为62.739%；各个条目的共同度均大于0.4。条目水平的内容效度指数为0.875~1.000，量表水平的内容效度指数为0.980；量表Cronbach′s α系数为0.934，重测信度为0.808。 结论 中文版安宁疗护知识量表在中老年社区居民中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可用于测评社区居民安宁疗护知识水平。     

441名护理专业实习生安宁疗护认知及知识需求调查

目的 了解护理专业实习生的安宁疗护认知现状和安宁疗护知识需求。方法 2022年3—5月采用便利抽样的方法，选取福州市4所三甲综合医院441名护理专业实习生进行一般资料问卷、安宁疗护认知问卷、安宁疗护知识需求问卷调查。结果 护理专业实习生安宁疗护认知总分（7.78±3.54）分，安宁疗护哲理和原则维度得分（1.74±1.00）分，症状控制维度得分（4.55±2.42）分，心理及社会支持维度得分（1.49±0.87）分。多重线性回归分析显示，了解安宁护理[B=1.667(95%CI:0.820～2.514),t=3.860,P<0.001]、有照护终末期患者经历[B=0.702(95%CI:0.049～1.355),t=2.105,P=0.036]是护理专业实习生安宁疗护认知总分高的影响因素。护理专业实习生对安宁疗护知识需求排在前5位是人文关怀、心理照护、基础护理技术、死亡教育、舒缓疗护技术。结论 护理专业实习生的安宁疗护认知低，对安宁疗护知识需求多，学校应重视安宁疗护教育。     

城乡养老院护士安宁疗护知识态度与死亡焦虑的差异分析

目的 调查江苏省城市与农村养老院护士的安宁疗护知识、态度和死亡焦虑状况，分析两者的差异，为提高安宁疗护服务质量提供参考。方法 从江苏省13个地级市各选取1所城市和1所农村养老院，共546名护士，采用一般资料调查表、姑息护理知识问卷、临终关怀态度量表、死亡焦虑量表进行调查。结果 江苏省养老院护士安宁疗护知识得分(9.07±2.43)分，城市与农村养老院护士得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临终关怀态度量表中，农村养老院护士的消极维度得分显著高于城市养老院护士(P<0.05);死亡焦虑量表中，农村养老院护士的情感、压力与痛苦维度、总分显著高于城市养老院护士(均P<0.05)。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显示，护理过临终患者和接受过安宁疗护相关课程培训是安宁疗护知识的影响因素；工作年限、与患者或家属讨论过死亡话题、接受过安宁疗护相关课程培训、养老院地域是临终关怀态度的影响因素；年龄、学历、工作年限、养老院地域是死亡焦虑的影响因素(均P<0.05)。结论 江苏省养老院护士安宁疗护知识有待提高，其临终关怀态度与死亡焦虑存在城乡差异，需加强养老院护士安宁疗护教育培训，尤其是农村养老...     

终末期癌症患者自我报告安宁疗护照护质量问卷的编制及信效度检验

目的 编制、检验终末期癌症患者自我报告安宁疗护照护质量问卷，为评价照护质量提供适用性工具。方法 通过文献分析、小组讨论、德尔菲法、预调查形成问卷初稿；先后选取终末期癌症患者238例、254例进行问卷信效度检验与验证分析。结果 问卷包括5个维度共39个条目，探索性因子分析提取5个因子，累积方差贡献率为74.433%;验证性因子分析显示χ²/df=1.721,GFI=0.921,NFI=0.925,CFI=0.963,TLI=0.943,RMSEA=0.054。问卷总Cronbach′s α系数为0.950,折半信度为0.927,重测信度为0.830,内容效度指数为0.950。结论 该问卷具有良好的信效度，可用于评估终末期癌症患者安宁疗护照护质量。     

基于诺丁斯关怀理论的高职护生安宁疗护课程设计与教学实践

目的 提高高职护生安宁疗护教学效果。方法 对安宁疗护课程进行基于诺丁斯关怀理论的教学方案设计，用于152名高职护生教学实践，教学完成后评价效果。结果 152名护生的课程成绩为（89.85±3.94）分，护生临终关怀态度及关怀能力得分较教学前显著提高（均P＜0.05）；反思日记提炼出增强安宁疗护认知、树立安宁疗护职业信心、提升关怀能力 3个主题。结论 安宁疗护课程的优化有利于护生对课程内容的理解与转化，从而显著提高教学效果。     

晚期癌症患者居家安宁疗护需求评估量表的编制及信效度检验

目的 编制晚期癌症患者居家安宁疗护需求评估量表并检测信效度。方法 以支持性照护理论框架为基础，通过质性访谈、德尔菲专家函询及小样本测试形成预试量表。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山东省5所医院425例选择居家安宁疗护的晚期癌症患者进行调查，检验问卷的信效度。结果 最终形成的正式量表包括日常生活照护需求、身体症状管理需求、心理照护需求、满足自我决定的需求、社会支持服务需求、灵性护理需求 6个维度共39个条目。探索性因子分析提取6个公因子，累计方差贡献率为79.742%；验证性因子分析显示，模型拟合度较好。总量表Cronbach′s α系数为0.962，折半信度为0.921，重测信度为0.945；总量表内容效度指数（S-CVI/Ave）为0.982。结论 晚期癌症患者居家安宁疗护需求评估量表具有较好的信效度，可作为居家安宁疗护需求的测评工具。     

医学生志愿者安宁疗护实践体验的质性研究

目的 探讨医学生志愿者参与癌症晚期患者安宁疗护志愿服务实践的感受和体验，为医学生志愿者安宁疗护培训提供参考。 方法 采用质性研究方法对参与安宁疗护志愿服务的10名医学生志愿者进行半结构式深入访谈，采用Colaizzi 7步法分析访谈资料。 结果 提炼出4个主题，即认同安宁疗护理念、积极体验、消极体验、安宁疗护相关技能欠缺。 结论 充分运用医学生志愿者认同安宁疗护理念及积极体验激发其志愿服务的热情，针对其消极体验和相关技能欠缺，安宁疗护机构应完善志愿者管理，加强死亡教育、沟通交流技巧和灵性照顾能力培训，提升医学生志愿者的安宁疗护胜任力。     

晚期癌症患者主要照顾者参与预立医疗照护计划障碍的质性研究

目的 剖析晚期癌症患者主要照顾者参与预立医疗照护计划的障碍，为预立医疗照护教育方案的构建提供参考依据。方法 在三元交互决定论指导下，应用质性研究方法，通过目的抽样，选取2023年2月16日—4月1日在浙江省2所三级甲等医院住院的12名晚期癌症患者的主要照顾者进行半结构式访谈，采用定向内容分析法分析访谈资料。结果 将晚期癌症患者主要照顾者参与预立医疗照护计划的障碍归纳为3个主题、10个亚主题。(1)个体层面：主观理念与客观条件双重制约，包括生死观和亲情观牵制、认知理解偏差、家庭经济条件制约、受患者的身心状况左右。(2)环境层面：医疗环境与社会环境协同影响，包括医疗条件受限、道德舆论施压、制度保障不足、家庭共识缺乏。(3)行为层面：外部引导与内部反馈共同作用，包括医护人员宣讲不足、决策经验不足。结论 晚期癌症患者的主要照顾者在参与预立医疗照护计划时面临诸多障碍。建议医护人员加强预立医疗照护及疾病知识宣讲，纠正主要照顾者的认知偏差，引导其采用“以家庭为中心”的决策模式，强化家庭支持；建立同伴支持小组，共享决策经验，提供医疗决策辅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