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裂症的家庭负担调查研究

目的评价精神分裂症的家庭负担情况。方法采用家庭负担会谈量表（familyinter-viewscheduleFIS）、抑郁自评量表（SDS）及焦虑自评量表（SAS）和自编量表为工具,符合ICD-10诊断标准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共900例,其中15例资料不完整者被剔除,余下885例中,男性534例,女性351例,调查其家庭照料及经济负担情况。结果照料者的负担明显,精神分裂症患者FIS的家庭经济负担、家庭日常活动、家庭休闲娱乐活动、家庭成员心理健康4个因子的阳性回答率较高,均超过60％,家庭成员生理健康、家庭关系两个因子的阳性回答率较低,均低于40％,男性患者照料者其家庭娱乐活动所受影响比女性患者照料者明显;男性患者照料者感到负担重,且直接照料时间越长,负担越重;885例患者亲属SAS的均分为（49．76±9．25）,明显高于正常人,经统计学处理两者有显著性差异（P〈0．01）,SDS均分为（51．27±9．97）,明显高于正常人,经统计学处理有显著性差异（P〈0．01）。结论精神分裂症造成严重的家庭和经济负担,应作为干预的对象,患者亲属焦虑、抑郁情绪明显高于正常人群。     

综合治疗对缓解期精神分裂症的作用

目的:比较单用抗精神病药与抗精神病药联合心理社会康复治疗,对缓解期精神分裂症患者临床症状和疾病家庭负担的疗效. 方法:137例缓解期精神分裂症患者分为综合组65例,对照组72例.综合组在药物治疗的同时给予综合干预治疗,每个月1次,共12次;对照组单用药物治疗.采用阳性与阴性症状量表(PANSS)和疾病家庭负担量表(FBS),在治疗前和治疗12个月进行临床症状和疾病家庭负担评定. 结果:治疗12个月,综合组PANSS总分、阴性症状及一般精神病理症状评分值均低于对照组(P均<0.01);综合组FBS评分中的家庭娱乐活动、家庭关系、家庭成员躯体健康及家庭成员心理健康4个维度分值及总分均低于对照组(P均<0.05). 结论:综合治疗对于缓解期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精神症状和疾病家庭负担有着积极的作用.     

精神分裂症家庭功能和照料者生活质量的评价

目的评价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家庭功能和直接照料者的生活质量。方法采用家庭关怀度指数问卷(APGAR)和健康状况问卷(SF-36),对299例符合DSM-Ⅳ标准的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家庭功能和直接照料者的生活质量进行评定,并与248个一般家庭进行同一评定结果比较,从家庭的角度评价精神分裂症的疾病负担。结果精神分裂症患者患病前、后家庭功能存在障碍的家庭均显著多于对照组(P<0.05),患病后比患病前家庭功能出现障碍的比例显著升高(P<0.001)。患病后APGAR总分及各因子分均比患病前显著降低(P<0.001)。直接照料者生活质量评定,在SF-36的8个因子中,生理职能、一般健康、社会功能、情感职能和精神健康因子评分显著低于对照组(P<0.001),其它因子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女性照料者的生理机能和躯体疼痛2个因子评分显著低于男性(P<0.001)。结论精神分裂症对家庭功能和直接照料者的生活质量的影响是严重的和多层次的,需进行相应干预。     

抑郁障碍的家庭负担——山东省的研究

目的 了解山东省抑郁障碍患者的家庭负担情况.方法 在山东省范围内收集900例抑郁障碍患者,以家庭负担问卷(FBS)评价家庭负担,以家庭关怀度指数问卷(APGAR)评价家庭功能,以健康状况问卷(SF - 36)评定照料者的生活质量和心理负担,并与正常人家庭对照.结果 在FBS的6个因子中,家庭经济负担、家庭日常活动...     

108例肝硬化患者情绪、家庭负担与生活质量的相关性

目的探讨肝硬化患者的情绪、社会支持、家庭负担与生活质量的相关性。方法通过整群抽样方法选取兰州市某三甲医院108例肝硬化患者,采用一般情况调查表、医院焦虑抑郁量表(HADS)、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SRS)、诺丁汉健康量表(NHP)和疾病家庭负担量表(FBS)进行评定。结果 HADS-A评分≥9分者107例(99.1%),HADS-D评分≥9分95例(88.0%)。年龄50岁、50≤年龄≤60岁、年龄60岁的三组患者在疼痛(P=0.010)、活动(P=0.002)、NHP总评分(P=0.024)方面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NHP中除睡眠以外的5个维度和总评分与HADS-A、HADS-D、HADS总评分呈正相关(P0.05或0.01),NHP的精力、情感和总评分与FBS各维度评分及总评分呈正相关(P0.05或0.01);FBS总评分、抑郁、家庭经济负担和年龄对预测NHP总评分作用显著。结论 FBS总评分、抑郁、家庭经济负担、年龄对肝硬化患者的生活质量影响明显。     

住院精神分裂症患者家庭负担的影响因素研究

目的:探讨精神分裂症患者家庭负担的影响因素。方法:应用家庭负担访谈问卷(FEIS)、阳性和阴性症状量表(PANSS)及自知力和治疗态度问卷(ITAQ)对334例精神分裂症患者及其照料者进行评估。结果:回归分析显示患者的性别、婚姻状况、病情程度及自知力完善程度,以及照料者就业状况、是否与患者同住及与患者接触频率均为家庭负担的影响因素。结论:影响精神分裂症患者家庭负担的因素复杂多样,精神科卫生从业人员应有针对性地对患者及其家庭成员进行心理干预以减轻家庭负担。     

3种干预方法对社区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症状及其家庭负担影响的比较

目的:探讨认知行为治疗、家庭治疗、职业康复3种干预方法对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及其家庭负担的影响。方法:将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随机分为干预组(包括认知行为治疗组48例、家庭治疗组46例、职业康复组40例)及对照组44例,在维持原药物治疗基础上进行相应的干预治疗,历时1年。入组时和干预结束采用阳性与阴性症状量表(PANSS)和家庭负担会谈量表(FBS)对患者及家属进行评估。结果:干预组干预后PANSS各项评分均低于治疗前(认知行为组:t=3.882~6.697;家庭治疗组:t=4.765~9.608;职业康复组:t=2.956~5.111),与治疗前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均0.01);FBS总分、经济负担、家庭日常活动、家庭娱乐活动、家庭关系以及认知行为组的躯体健康因子分均低于治疗前(认知行为组:t=2.584~6.086;家庭治疗组:t=2.615~4.906;职业康复组:t=2.438~4.505),与治疗前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或P0.01);干预组治疗前后差值方差分析显示,认知行为组的经济负担因子分的差值高于家庭治疗组和职业康复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3.984,P0.05)。结论:3种干预方法均能有效改善慢性精神分裂患者的精神症状、减轻患者家庭负担。     

个案管理对社区精神分裂症患者直接照料者社会支持及家庭负担的影响

目的 分析个案管理对社区精神分裂症患者直接照料者社会支持和家庭负担的效果。方法 从 开展社区个案管理服务的中山南朗镇选取符合研究标准的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直接照料者40 名作为个 案管理组，根据经济和人口匹配原则，从开展社区基础管理的中山民众镇随机抽取40 名精神分裂症患 者的直接照料者作为对照组。个案管理组患者及家庭接受社区个案管理，对照组组患者及家庭接受国 家要求提供的基础管理服务。对两组患者跟踪随访1 年，采用社会支持量表（SSRS）及家庭负担会谈量 表（FBS）在入组时及第2 年进行评估，对两组的社会支持和疾病负担差值进行比较。结果 个案管理组 的照料者在客观支持、主观支持、支持利用度及SSRS 总分的增加值优于基础管理组（t分别为5.84、5.02、 7.41、10.89；P＜ 0.01）；个案管理组的家庭经济负担、家庭日常活动、家庭关系、家庭成员心理健康和 FBS 总分减分值优于基础管理组（t 分别为-4.86、-2.73、-3.16、-3.80、-4.37；P ＜ 0.01）。结论 个案管 理相对于基础管理可更好地提升对精神分裂症患者家属的社会支持，降低家庭负担。     

积极性干预对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家庭负担及家属心理波动的影响

目的分析积极性干预对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家庭负担及家属心理波动的影响。方法本研究选取了60例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家属作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各30例,使用疾病家庭负担量表(FBS)、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焦虑自评量表(SAS)对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家庭负担、抑郁、焦虑情绪进行调查。对两组进行常规干预。同时,干预组给予积极性干预。结果两组患者的一般情况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后,实验组的FBS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干预前,两组患者家属的HAMD和SAS评分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后,实验组患者家属的HAMD和SAS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P≤0.01),且BPRS减分率显著高于对照组(P≤0.01)。结论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家属承受着较大的家庭负担,通过对其实施积极性干预,有利于改善患者家属的心理状态,宜广泛应用和推广。     

家庭防治模式对慢性精神病患者疗效、治疗成本和疾病负担的影响

目的 探讨家庭防治模式对慢性精神病患者的疗效、社会功能、疾病家庭负担、治疗成本及照料者生存质量的影响.方法 采用自制一般情况调查表、简明精神病评定量表(BPRS)、社会功能缺陷量表(SDSS)、疾病家庭负担量表(FBS)、世界卫生组织生存质量测定量表简表(WHOQOL-BREF)在干预前、干预后第5、10个月末分别对215例社会精神病患者进行评定.结果 (1)干预前后比较:BPRS各因子得分除焦虑忧郁因子和思维障碍因子无显著变化(P＞0.05),其他因子及总分评分差异均有显著性(P＜0.01)；SDSS、FBS得分成递减状,差异有显著性(P＜0.01)；照料者生存幸福感(WHOQOL-BREF)明显提高(P＜0.01).(2)疾病直接治疗成本明显减少(P＜0.01).(3)大多数患者和家属更愿意接受家庭防治模式的治疗方式(66.05％).结论 家庭防治模式是一种经济、可行、容易被患者及家属接受、更人性化的防治模式,可以有效提高疗效、改善社会功能、降低疾病家庭负担,提高照料者的生活质量,值得进一步探索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