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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目的:观察角膜塑形镜控制青少年单眼近视的临床效果。

方法:选取2014-06/2016-03于我院视光门诊单眼验配角膜塑形镜的单眼近视患者56例112眼,将配戴角膜塑形镜的眼作为试验组,未作处理的另一眼作为对照组。观察戴镜前和戴镜12mo后屈光度、角膜曲率、眼轴长度变化情况。

结果:戴镜12mo后,试验组屈光度增加量(0.29±0.15D)与对照组(0.76±0.41D)差异显著(t=2.8631,P<0.001); 试验组水平角膜曲率变化量(0.27±0.11D)与对照组(0.20±0.14D)无差异(t=0.8204,P>0.05); 试验组眼轴长度增加量(0.14±0.10mm)与对照组(0.32±0.14mm)差异显著(t=2.7518,P<0.001)。

结论:角膜塑形镜可通过减缓眼轴增长来控制近视度数的增加,从而延缓近视的发展。  相似文献   


2.
目的:观察并比较青少年近视患者在配戴角膜塑形镜和配戴框架眼镜后调节反应的变化情况。

方法:选取10~16岁中低度青少年近视患者120例240眼,根据屈光矫正方式不同分为试验组(配戴角膜塑形镜)和对照组(配戴单光框架眼镜),试验组和对照组各60例120眼,随访并比较两组患者戴镜前和戴镜后1、3、6、12mo的调节反应。

结果:共有113例患者226眼完成该研究,其中试验组54例108眼,对照组59例118眼。两组患者戴镜前和戴镜后的调节反应均表现为调节滞后,且调节滞后量随着配戴时间的延长逐渐下降; 试验组和对照组在戴镜前和戴镜后1、3、6、12mo的调节滞后量分别为(1.22±0.47、0.91±0.39、0.77±0.40、0.65±0.32、0.51±0.22)D、(1.23±0.48、1.05±0.41、0.90±0.49、0.83±0.46、0.69±0.33)D; 测量时间对各组调节滞后量的影响均有统计学意义(F=195.229、142.361、 323.484,P<0.05),组别与测量时间的交互作用对调节滞后量的影响也有统计学意义(F=11.222,P<0.05),但眼别与测量时间的交互作用对调节滞后量的影响均没有统计学意义(F=0.025、0.023,P>0.05); 试验组和对照组戴镜前调节滞后量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0.07,P>0.05),试验组戴镜后1、3、6、12mo的调节滞后量均小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2.587、 -2.241、 -3.522、-4.587,P<0.05)。

结论:青少年近视患者配戴角膜塑形镜和配戴框架眼镜都能改善调节反应,减少调节滞后量,但配戴角膜塑形镜的效果要优于配戴框架眼镜。  相似文献   


3.
李鑫  马丽娜 《国际眼科杂志》2019,19(9):1623-1625

目的:观察配戴角膜塑形镜对于青少年近视患儿正相对调节力(PRA)改变的影响。

方法:回顾性病例分析。分析2016-09/2017-12间在我院视光科门诊初次就诊的青少年近视性屈光不正患儿122例244眼。其中选择角膜塑形镜矫正者63例(塑形镜组),选择框架眼镜矫正者59例(框架眼镜组),比较两组患儿治疗前及治疗6mo时双眼PRA的改变情况。

结果:治疗前塑形镜组PRA值-0.83±0.23D,框架眼镜组-0.77±0.24D(t=-1.457,P>0.05)。治疗前塑形镜组眼轴24.84±0.90mm,框架眼镜组24.78±0.86mm(t=0.550,P>0.05)。治疗6mo时塑形镜组PRA值-2.27±0.37D,与治疗前有差异(t=37.070,P<0.001)。治疗6mo时框架眼镜组PRA值-0.83±0.24D,与治疗前无差异(t=1.565,P>0.05)。治疗后塑形镜组PRA优于框架组(t=-25.271,P<0.001)。治疗6mo时塑形镜组眼轴24.86±0.91mm,与治疗前24.84±0.90mm有差异(t=-2.453,P<0.05)。治疗6mo时框架眼镜组眼轴24.97±0.86mm,与治疗前24.78±0.86mm有差异(t=39.135,P<0.001)。治疗6mo时两组眼轴无差异(t=-0.932,P>0.05)。

结论:青少年近视患儿配戴塑形镜相比配戴框架眼镜在治疗6mo时可明显提高其双眼PRA储备,但两者眼轴改变差异不明显。  相似文献   


4.

目的:对比观察不同程度屈光参差单眼近视儿童配戴角膜塑形镜1a的双眼近视进展情况。

方法:回顾性病例对照研究。收集2018-06/2019-06于西安市第一医院就诊并验配角膜塑形镜的8~12岁的单眼近视屈光参差患者60例,双眼等效球镜(SE)差值≥2.5D为高度屈光参差组30例,1.0D≤双眼SE差值<2.5D为低度屈光参差组30例。比较两组患者戴镜6mo,1a的双眼眼轴长度(AL)和非戴镜眼SE变化情况。

结果:随访6mo,1a时,高度屈光参差组戴镜眼眼轴增长均少于低度屈光参差组(P<0.001),非戴镜眼眼轴增长量和SE增长均大于低度屈光参差组(均P<0.001),且高度屈光参差组双眼眼轴差缩短幅度均大于低度屈光参差组(P<0.05)。相关性分析显示戴镜前屈光参差度和双眼眼轴差缩短量具有相关性(F=0.293、0.458,均P<0.001)。

结论:单眼近视屈光参差儿童在配戴角膜塑形镜后,高度屈光参差者较低度屈光参差者戴镜眼眼轴增长更慢,而非戴镜眼眼轴和等效球镜度进展更快。配戴角膜塑形镜可有效缩小屈光参差,且戴镜前屈光参差程度越大,双眼轴差缩小越多。  相似文献   


5.

目的:探讨持续单眼配戴角膜塑形镜对眼表的影响。

方法:回顾性研究2013-01/2015-12在无锡市101医院眼科门诊就诊的单眼近视眼(对侧眼为正视眼)持续配戴角膜塑形镜6mo以上的患者。观察戴镜眼和非戴镜眼在戴镜前和戴镜后各时间点(1wk,1、3、6mo)的泪膜破裂时间、泪液基础分泌量、角膜中央厚度、角膜内皮细胞密度、结膜充血、角膜上皮荧光素染色的情况。

结果:单眼持续配戴角膜塑形镜患者共53例,年龄10.43±1.70岁,等效球镜度-3.37±1.50D。戴镜眼戴镜1wk泪膜破裂时间缩短,戴镜后1wk与戴镜后1、3、6mo泪膜破裂时间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非戴镜眼泪膜破裂时间各时间点无明显差异(P>0.05)。戴镜眼和非戴镜眼戴镜后各时间点泪液基础分泌量与戴镜前相比,差异均不明显(P>0.05)。戴镜后各时间点角膜中央厚度和角膜内皮细胞密度与戴镜前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戴镜眼角膜上皮染色主要为Ⅰ级点染,Ⅰ级点染在戴镜后1wk,1、3、6mo分别为10眼(19%)、6眼(11%)、8眼(15%)、6眼(11%),Ⅱ级点染分别为1眼(2%)、0眼、0眼、1眼(2%)。10例患者戴镜后会出现结膜充血(评分1分)。所有病例在及时停戴、使用抗生素及角膜修复剂后,角膜上皮点状染色均消失,结膜充血消退。非戴镜眼观察期内未见明显结膜充血,角膜上皮染色均为0级。

结论:持续配戴角膜塑形镜会引起泪膜稳定性的下降,结膜、角膜上皮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影响,但对泪液分泌、角膜厚度和角膜内皮细胞无明显影响。非戴镜眼无明显眼表损害。  相似文献   


6.
目的:评估屈光参差儿童单眼配戴角膜塑形镜控制近视、矫正屈光参差的临床效果。方法:回顾性自身对照病例研究。收集2014 年1 月至2016 年12 月在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眼视光医院单眼接受角膜塑形镜治疗的屈光参差儿童40 例,年龄9~15 岁,随访时间1 年。双眼根据是否配戴角膜塑形镜分为配戴角膜塑形镜眼组(戴镜眼组)和未配戴角膜塑形镜眼组(未戴镜眼组)。戴镜眼组40眼,等效球镜度(-2.51±0.95)D;未戴镜眼组40眼,等效球镜度(0.10±0.52)D。双眼屈光度数差异范围1.00~4.38 D,平均(2.61±1.04)D。观察戴镜前及戴镜1 年后的双眼裸眼视力(UCVA)、屈光度数、眼轴、前房深度及角膜形态参数等变化,并对数据进行配对t检验和Pearson相关分析。结果:单眼配戴角膜塑形镜1年后,双眼UCVA(LogMAR)差值由0.77±0.29下降至0.17±0.22(t=-15.865,P < 0.001),双眼屈光度数的差值由(2.61±1.04)D下降至(2.07±1.05)D(t=-7.366,P < 0.001),双眼眼轴的差值由(0.97±0.66)mm降至(0.67±0.63)mm(t=-5.995,P < 0.001),双眼前房深度的差值由(0.47±0.11)mm下降至(0.01±0.13)mm(t=-2.704,P=0.027)。相关性分析发现戴镜后屈光参差减少量仅与双眼眼轴差值变化量、双眼UCVA差值变化量具有相关性(r=0.539、0.418,P < 0.001)。结论:单眼配戴角膜塑形镜对屈光参差儿童是一种安全、有效的控制近视进展、矫正屈光参差的临床方法。  相似文献   

7.
目的:探讨近视患者配戴角膜塑形镜(orthokeratology,Ortho-K镜)前后视觉质量的变化情况。

方法:选取江苏省溧阳市中医院眼科验配角膜塑形镜55例110眼青少年近视患者,在戴镜前、戴镜后7d,1、3、6mo五个时间点利用OQASTMⅡ视觉质量分析系统和Topolyzer角膜地形图进行检测,分别获得各参数:眼散射指数(optical scattering index,OSI)、MTF截止频率(MTF cut off)、斯特列尔比(Strehl ratio)、OQAS值(OV100%、OV20%、OV9%)、高度不对称性指数(index of highest asymmetry,IHA)、高度离心指数(index of highest decentration,IHD)和不规则指数(aberration coefficient,ABR)。

结果:角膜塑形镜戴镜前裸眼视力为0.21±0.13,戴镜后7d,1、3、6mo分别为0.48±0.15、0.72±0.14、0.93±0.13、1.02±0.13,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OSI配戴前与配戴后1、3、6mo比较具有统计学差异(P<0.05)。MTF cut off配戴前与配戴后1、3、6mo比较具有统计学差异(P<0.05)。Strehl ratio配戴前与配戴后1、3、6mo比较具有统计学差异(P<0.05)。OV9%配戴前与配戴后1、3、6mo比较具有统计学差异(P<0.05)。IHA配戴前与配戴后1、3、6mo分别为4.13±3.59 、19.11±15.38、17.78±17.12、34.18±23.34,与配戴前相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IHD配戴前与配戴后7d,1、3、6mo分别为0、0.02±0.01、0.02±0.02、0.03±0.02、0.03±0.01,与配戴前相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ABR配戴前与配戴后7d,6mo分别为0.29±0.51、1.23±0.71、2.10±0.59,与配戴前相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夜戴型角膜塑形镜可引起视觉质量的下降,但下降程度轻微。角膜塑形镜治疗青少年初发性近视效果确切,角膜塑形镜能快速、有效地提高裸眼视力,在控制青少年近视发展方面是值得肯定的。  相似文献   


8.
目的:研究准分子激光角膜屈光手术治疗成人或大龄的青少年远视性屈光参差性弱视的疗效。

方法:选取2010-09/2013-03在我院行准分子激光角膜屈光手术的伴有弱视的远视性屈光参差患者共11例16眼,年龄15岁以上,随访6mo以上。记录患者术前术后裸眼视力、最佳矫正视力、睫状肌麻痹后屈光度以及立体视等情况,并询问患者主觉视觉质量改善的状况以及对手术的满意度。

结果:手术眼16只平均睫状肌麻痹后屈光度的等效球镜从术前的5.76±1.71D降到术后1.42±1.22D(t=13.6,P=0.00)。11例患者双眼间屈光参差从术前的3.78±2.39D降到手术后1.14±1.50D(t=6.08.P=0.00)。手术后患者看远裸眼视力从0.35±0.27上升到0.45±0.29(t=-4.76,P<0.001),看近裸眼视力从0.26±0.24上升至0.49±0.27(t=5.43,P=0.00); 术前worth四孔灯检查4例显示弱视眼抑制。手术后均恢复了正常。同视机检查6例有立体视,术后为10例。Titmus立体视检查立体视锐度也明显提升(t=-2.97,P=0.003)。 没有术中、术后明显并发症发生。所有患者主诉生活中视觉质量明显改善并对手术效果感到满意。

结论:准分子激光角膜屈光手术是治疗过了视觉敏感期的成人或大龄青少年远视性屈光参差性弱视,尽管对弱视眼视力提升有限,但依然提高患者的裸眼视力和立体视功能,改善患者生活质量,是一种值得采用的方法。  相似文献   


9.

目的:评价配戴基弧非球面设计角膜塑形镜控制近视的临床效果。

方法:前瞻性研究。选取2020-01/2021-07于我院验配角膜塑形镜的8~13岁近视患者94例94眼(单眼接受角膜塑形镜治疗者,选取该眼作为观察眼,双眼均接受角膜塑形镜治疗的患者则以右眼作为观察眼),根据患者所配戴的角膜塑形镜基弧区的设计不同分为观察组:配戴基弧非球面设计的角膜塑形镜患者46例; 对照组:配戴基弧球面设计的角膜塑形镜患者48例。根据两组患者戴镜前等效球镜(SE)不同进一步分为低度近视组(-3.00D结果:所有患者均完成随访,戴镜1mo后观察组裸眼视力(LogMAR)-0.12±0.08与对照组(-0.17±0.07)比较无差异(P>0.05); 两组患者戴镜后6mo,1a眼轴增长平均值均无差异(均P>0.05)。低度近视组中,观察组戴镜1a眼轴增长值为0.19±0.17mm,明显低于对照组(0.31±0.18mm)(P<0.05); 中度近视组中,观察组戴镜1a眼轴增长值为0.22±0.18mm,与对照组(0.19±0.12mm)比较无差异(P>0.05)。戴镜后6mo,1a观察组低度近视组与中度近视组眼轴增长值无差异(P>0.05),而对照组低度近视与中度近视组戴镜后6mo(0.15±0.13 vs 0.05±0.12mm)、1a(0.31±0.18 vs 0.19±0.12mm)眼轴增长值均有差异(均P<0.05)。

结论:配戴基弧非球面设计角膜塑形镜可以有效提高裸眼视力,延缓眼轴增长。对于低度近视患者,基弧非球面设计角膜塑形镜延缓眼轴增长的效果优于基弧球面设计。  相似文献   


10.

目的:观察配戴角膜塑形镜后的泪液渗透压及炎症因子水平变化。

方法:前瞻性随机对照试验。纳入2016-05/2019-02就诊的-1.00~-5.00D的79例青少年近视患者,随机分为角膜塑形镜组39例配戴角膜塑形镜及框架眼镜组40例配戴框架眼镜。随访观察患者治疗1a期间的平均非侵入性泪膜破裂时间(NIKBUTav)、泪液渗透压(TFO)、泪液白介素-1β(IL-1β)、白介素-6(IL-6)和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表达。

结果:角膜塑形镜组NIKBUTav及泪液TNFα戴镜6mo,1a、停戴后4wk与戴镜前有差异(P<0.001); TFO戴镜1、3、6mo,1a与戴镜前有差异(P<0.001); 泪液IL-1β及泪液IL-6戴镜3、6mo,1a与戴镜前有差异(P<0.001)。戴镜1a角膜塑形镜组NIKBUTav(8.54±1.92s)低于框架眼镜组(12.93±2.22s)(P<0.001),角膜塑形镜组TFO、IL-6、TNFα均高于框架眼镜组(P<0.01); 而IL-1β角膜塑形镜组(16.60±4.32ng/mL)和框架眼镜组(14.67±4.43ng/mL)无差异(P=0.053)。

结论:配戴角膜塑形镜后,NIKBUTav降低,TFO、IL-1β、IL-6、TNFα升高,但具有可逆性。  相似文献   


11.

目的:观察配戴夜戴型角膜塑形镜对近视患者睡眠质量的影响。

方法:选取就诊于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人民医院眼科配戴夜戴型角膜塑形镜的近视患者30例58眼为试验组,随机选取同期配戴框架眼镜的近视患者30例60眼作为对照组。所有患者分别于戴镜前和戴镜后1、3mo应用匹茨堡睡眠质量指数量表(Pittsburgh Sleep Quality Index,PSQI)进行睡眠质量评估, 观察比较两组患者的睡眠质量。

结果:试验组患者戴镜前、戴镜后1、3mo等效球镜度数分别为-2.78±0.90、-0.30±0.31、-0.28±0.30D,戴镜后1、3mo分别与戴镜前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戴镜前、戴镜后1、3mo试验组PSQI评分分别是2.13±1.36、2.47±1.98、1.74±1.39分。试验组与对照组比较,戴镜后3mo主观睡眠质量评分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PSQI评分和入睡时间、睡眠时间、睡眠效率、睡眠障碍、催眠药物、日间功能的评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配戴夜戴型角膜塑形镜对近视患者总体睡眠质量无明显影响,在配戴初期患者主观睡眠质量下降。  相似文献   


12.
目的:研究分别采用单焦框架眼镜与角膜塑形镜矫正低度近视性屈光参差的儿童单眼及双眼调节的差异。方法:回顾性研究。收集2019-11/2020-04于我院眼科门诊就诊的低度近视性屈光参差(1.0D≤双眼等效球镜差<2.5D)儿童47例94眼,其中配戴框架眼镜者27例54眼作为A组,配戴角膜塑形镜者20例40眼作为B组。分别记录并比较两组患儿矫正1mo后的矫正视力及调节参数[调节反应(AR)、调节灵活度(AF)、调节幅度(AMP)]的差异。结果:两组患儿AR测量值均为正值,表现为调节滞后,A组患儿屈光高度眼调节滞后量显著高于屈光低度眼(0.63±0.21D vs 0.25±0.34D,P<0.001),但B组患儿双眼调节滞后量无差异(P=0.104),且两组患儿屈光高度眼与屈光低度眼单眼矫正视力和单眼AMP均无差异(P>0.05)。A组患儿双眼AR差值高于B组(0.38±0.36D vs 0.10±0.26D,P=0.005),双眼AF低于B组(8.22±1.15c/min vs 9.95±0.89c/min,P<0.001),但两组患儿双眼AMP无明显差异(P=0.280)。结论:低度近视性屈光参差儿童配戴角膜塑形镜比单焦框架眼镜矫正可获得更高的双眼调节灵活度,降低双眼调节反应差值,从而维持更协调的双眼调节功能。  相似文献   

13.

目的:观察和分析角膜塑形镜治疗后角膜形态的变化,评估角膜塑形镜治疗后光学区偏离中心对控制近视的影响。

方法:回顾性临床研究。对134例134眼近视患儿配戴角膜塑形镜矫治近视,平均年龄10.66±1.79岁, 均取右眼数据进行研究。分别在戴镜前及戴镜后3、6、12、18、24mo检查视力、眼轴和角膜地形图。使用SPSS19.0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戴镜后3、6、12、18、24mo的光学区偏瞳孔中心距离分别为0.84±0.45、0.77±0.40、0.79±0.41、0.78±0.41、0.79±0.42mm,差异无统计学意义(F=1.187,P=0.319)。戴镜24mo后平均光学区偏中心距离为0.79±0.35mm,眼轴增长均值为0.32±0.30mm。戴镜24mo后平均偏中心距离轻度(<0.5mm)、中度(0.5~1.0mm)、重度(>1.0mm)的眼轴增长分别为0.45±0.34、0.32±0.28、0.23±0.29mm,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3.825,P=0.024)。戴镜后的平均偏中心距离和眼轴增长经线性回归分析,其线性关系有统计学意义(F=7.246,P=0.008),线性回归方程Y=0.478-0.194X。戴镜24mo后,18眼有重影,其偏中心距离均值1.18±0.36mm; 116眼无重影,其偏中心距离均值0.73±0.31mm,偏中心距离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5.59,P<0.01)。

结论:光学区偏中心距离在角膜塑形镜治疗3mo后趋于稳定,且对控制近视的效果和视觉质量有影响。  相似文献   


14.
目的:评价角膜塑形镜对青少年近视的控制效果和相关影响因素.方法:选择2012-01/2014-12在我院眼科门诊就诊的8~17岁低中度近视的患者97例189眼,配镜后随访2a,观察患者视力、角膜曲率、屈光度、眼轴长度的变化,并分析青少年近视进展的影响因素.结果:患者裸眼视力、角膜水平曲率及角膜垂直曲率戴镜1mo后与戴镜前相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01).配戴角膜塑形镜的患者在戴镜2a后等效球镜变化量(-0.51±0.64D,t=10.864,P<0.001),眼轴长度增加(0.33±0.31mm,t=14.879,P<0.001),角膜散光变化量(-0.25±0.43D,t=5.375,P<0.001),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等效球镜变化量相关因素分析显示,年龄、戴镜前球镜、戴镜前等效球镜、基础眼轴与等效球镜变化量均呈负相关(P<0.05).结论:角膜塑形镜可有效提高患者裸眼视力.虽然配戴角膜塑形镜患者的眼轴和屈光度有小幅增加,但仍是一种有效控制近视发展的矫治方法.角膜塑形术对于年龄较大,基础眼轴长,近视度数高的患者,其近视控制效果更好.  相似文献   

15.
于璐  凌宇  郝晓琳  程杰 《国际眼科杂志》2019,19(10):1749-1752

目的:评估配戴夜戴型角膜塑形镜对近视儿童眼调节参数的影响。

方法:连续性分析2015-09/2018-03在我院配戴角膜塑形镜的8~15岁患者临床资料。配戴角膜塑形镜Ortho-k组为研究组,并以年龄、性别、等效球镜及眼轴长度为匹配因素进行1:1的频数匹配同时期配戴单焦点眼镜(SVL)的近视患儿做为对照组。通过测量配镜前及配镜后1、3、6、12mo的调节幅度(AA),调节灵敏度(AS),调节滞后(LAG),负相对调节(NRA)和正相对调节量(PRA)并运用重复测量方差分析来评估两组患儿配镜前与配镜后调节参数的变化情况。

结果:近视儿童54例完成随访:研究组27例,对照组27例。各调节参数组间均无差异(P>0.05); 矫正时间对两组的各调节参数均有显著影响(FAA=4.7,FAS=5.6,FLAG=10.2,FNRA=7.06,FPRA=8.8,均P<0.05); 矫正时间和矫正方式之间的交互作用对两组的调节参数均有显著影响(FAA=5.3,FAS=4.6,FLAG=11.4,FNRA=3.4,FPRA=11.1,均P<0.05)。

结论:配戴角膜塑形镜可以改善近视儿童的调节功能,这可能是塑形镜控制近视的机制之一。  相似文献   


16.
刘莎  王彬  王广江  董竟 《国际眼科杂志》2021,21(11):1870-1874

目的:通过观察低浓度阿托品、角膜塑形镜、框架眼镜对包头市近视儿童的控制效果,分析其近视相关调节参数的变化规律,为近视防控提供依据。

方法:选取2018-06/12在包头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眼科门诊就诊的8~14岁近视儿童120例240眼,分为低浓度阿托品组、角膜塑形镜组和框架眼镜组,并在1、3、6、12mo分别对调节滞后量、正相对调节、负相对调节及屈光度进行随访。

结果:随访3、6、12mo,低浓度阿托品组与角膜塑形镜调节滞后量有差异(P<0.05); 随访6、12mo时,角膜塑形镜组与框架眼镜组调节滞后量有差异(P<0.05)。随访3、6、12mo时,低浓度阿托品组与角膜塑形镜组、框架眼镜组负相对调节均有差异(P<0.05)。在各随访时间点角膜塑形镜组与低浓度阿托品组、框架眼镜组正相对调节均有差异(P<0.05)。随访6、12mo,低浓度阿托品组与框架眼镜组屈光度有差异(P<0.05); 随访12mo,角膜塑形镜组与框架眼镜组屈光度有差异(P<0.05)。

结论:角膜塑形镜可以通过降低调节滞后量,解决远视离焦的问题,同时还可以提高正相对调节,但需要长期坚持配戴。低浓度阿托品可以提高负相对调节,但可能有其他途径来控制近视的发展。相较其它组而言,框架眼镜对于各调节指标影响较小,对近视的控制效果并不显著。  相似文献   


17.

目的:探讨配戴角膜塑形镜矫正近视对角膜形态的变化及影响。

方法:选择2015-01/2016-12期间在我院接受配戴角膜塑形镜矫正近视的90例患者为研究对象,根据配戴方式不同分为观察组(夜戴)45例90眼和对照组(日戴)45例90眼,观察比较两组患者配戴角膜塑形镜前、配戴后1wk,1、3、6mo时的等效球镜度(spherical equivalent,SE)、裸眼视力(uncorrected visual acuity,UCVA)、角膜曲率及角膜中央厚度。

结果:两组患者在戴镜后1wk,1、3、6mo时测量角膜中央厚度均明显低于戴镜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观察组在戴镜后1、3、6mo时测量角膜中央厚度均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两组患者配戴角膜塑形镜后1wk,1、3、6mo时的角膜曲率值均明显低于本组配戴角膜塑形镜前,且配戴前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配戴角膜塑形镜6mo时的角膜曲率(40.0±0.5D)明显低于对照组配戴角膜塑形镜6mo时的角膜曲率(41.3±0.9D),且组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在戴镜3mo时观察角膜上皮染色率,观察组上皮染色率阳性占49%(44/90),对照组上皮染色率阳性占29%(26/90),两组均以0级、1级为主; 随着角膜塑形镜配戴时间延长,两组患者的SE水平都呈下降趋势,且均明显低于配戴之前。配戴6mo时观察组SE水平(-0.42±0.20D)明显低于对照组SE水平(-0.52±0.19D),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两组患者配戴角膜塑形镜后UCVA值明显升高,且与配戴前相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配戴角膜塑形镜可降低近视度数,提高视力,且夜间配戴效果相对优于白天配戴。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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