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教师工作压力及其与抑郁症状的关系

[目的]探讨小学教师工作压力现状及其与抑郁症状的关系。[方法]工作压力采用中文版的付出-获得不平衡量表,抑郁评价采用中文版流行病学研究中心的抑郁量表（Center for Epidemiological Survey,Depression Scale,CES-D）。采用问卷形式对287名杭州市小学教师进行横断面调查,调查内容包括工作付出、获得、内在投入,抑郁症状和一些基本特征。采用方差分析、秩和检验或χ2检验进行单因素分析,采用Logistic回归进行多因素分析。[结果]小学教师中抑郁症状的阳性率为42.38%（95%CI：36.47%～48.29%）,与付出-获得不平衡有关（OR=5.901,95%CI：2.948～11.812）。[结论]小学教师工作付出-获得不平衡对其健康状况有负面影响。     

医务人员工作中社会心理因素与抑郁症状的关系

目的 探讨医务人员工作上的付出-获得不平衡与抑郁症状之间的关系.方法 付出-获得不平衡采用付出-获得不平衡（the Effort-Reward Imbalance,ERI）量表测量,抑郁情绪调查采用美国流调中心的抑郁自评（Center of Epidemiology Survey Depression,CES-D）量表测量医务人员的抑郁症状.研究对象来自在浙江大学6个附属医院工作的1 179名医务人员.调查表包括ERI量表、CES-D量表和一些基本特征.使用Spearman相关分析、Mann-Whitney检验、Pearson χ^2检验或似然比χ^2检验进行单因素分析;用多元Logistic回归方法分析医务人员中工作上的付出-获得不平衡与抑郁症状之间的关系.结果 医务人员抑郁症状的阳性率为48.12%（95% CI：45.08%～51.16%）,护士抑郁症状的阳性率为52.40%（95%CI：47.87%～56.93%）,较医生抑郁症状的阳性率[44.70%（95%CI：10.64%～48.77%）]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6.077,P=0.014）.工作高付出-低获得和超负荷是医务人员抑郁症状发生的相关因素（OR=1.859,95%CI：1.337～2.585;OR=2.207,95%CI：1.656～2.942）.结论 医务人员抑郁症状的发生与工作高付出-低获得、超负荷有关.     

公务员工作压力与抑郁症状之间的关系

目的探讨公务员工作压力和抑郁症状之间的关系。方法工作压力采用中文版的付出一获得不平衡量表，抑郁评价采用中文版CES—D量表。采用问卷形式对474名浙江省公务员进行横断面调查，调查内容包括工作付出、获得、超负荷，抑郁症状和一般情况。采用方差分析、秩和检验或X^2检验进行单因素分析，采用logistic回归进行多因素分析。使用Epidata2003建立数据库。采用SPSS13．0进行统计分析。结果本次调查结果显示浙江省公务员抑郁症状阳性率为41．56％（95％CI：39．30％～43．82％）。采用多元logistic回归校正了其他因素后，工作中付出一获得不平衡的0R=1．772（95％CI：0．369～8．508）。公务员抑郁症状与超负荷（OR=3．468，95％CI=1．542～7．801）、单身（OR=2．661，95％CI=1．017～6．963）、社会支持（0R=2．088，95％CI：1．246～3．498）和亚健康状态（0R=2．475，95％CI：1．110～5．520）有关。结论公务员工作超负荷对其健康状况有负面影响。     

付出-获得不平衡量表中文版的信度和效度

目的 评价付出-获得不平衡（ERI）量表中文版的信度和效度.方法 采用中文版ERI量表对4782名不同职业人群进行工作压力的横断面调查,量表包括付出、获得和超负荷三部分23个条目.运用可靠性分析来评价ERI量表的信度,运用因子分析方法来评价ERI量表的结构效度.结果 研究中获取的调查数据支持付出-获得不平衡模式的理论假设;中文版ERI量表中付出和获得子量表的信度和效度均较高,但是超负荷子量表的信度和效度均不高.结论 ERI量表中付出、获得子量表可以直接应用于中国人群的调查,但是超负荷子量表中条目不能直接用于中国人群的调查.     

福州市新生代农民工抑郁症状调查分析

目的调查福州市的工业企业新生代农民工的抑郁症状状况,分析工作压力和生活压力对他们抑郁症状的影响。方法采用整群随机抽样法,对福州市工业企业的新生代农民工进行问卷调查。问卷内容包括抑郁自评量表、付出-回报失衡量表、生活压力问卷等。结果福州市新生代农民工抑郁症状平均得分为(16.37±6.63)分,抑郁症状检出率为45.6%。抑郁症状组在外在付出量表和内在投入量表中的评分均高于无抑郁症状组(P0.01),肯定抑郁症状组和可能抑郁症状组的外在回报量表中评分低于无抑郁症状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抑郁症状组的生活压力得分高于无抑郁症状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工作压力有6个因素进入方程,生活压力有2个因素进入方程。结论福州市新生代农民工抑郁状况较严重,工作压力和生活压力可能是抑郁症状的危险因素之一,而且存在明显的群体特征,今后需要针对该群体的特征采取相应的干预措施。     

职业紧张对不同职业人群抑郁症状的影响

[目的]探讨职业紧张对不同职业人群抑郁症状的影响。[方法]采用横断面研究方法,调查上海市某区职业人群2458名,年龄为20～63岁。工作紧张评估采用中文工作内容问卷（C-JCQ）-9中文工作付出一回报（C．ERI）问卷,同时调查社会人7／特征与个体生活行为因素,抑郁症状使用流行病学研究抑郁量表（CES．D）。采用多因素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社会人口特征与职业紧张因素对抑郁症状的影响。[结果]抑郁评估均分为（16．1±7．2）分,抑郁症状阳性率为44．0％。社会人口与行为特征因素中,职务、受教育程度、工作时间、吸烟与抑郁症状有统计学关联。职业紧张评估变量中,高工作紧张、低工作控制、低社会支持、高工作付出一回报不平衡、高内在驱动是抑郁症状的危险因素。[结论]社会人口特征与职业紧张因素均可能增加职业人群抑郁症状的风险。     

火车司机抑郁症状评分与载脂蛋白A1和B的关系

目的探讨动车或高铁司机抑郁症状评分与载脂蛋白A1和B的关系。方法采用整群抽样的方法,于2012年3月对某铁路局机务段60名动车或高铁司机进行横断面调查和血清载脂蛋白A1和B的实验室检测;调查内容包括抑郁症状、个体统计学特征因素、职业紧张因素、紧张反应和紧张缓解因素;采用流行病学调查用抑郁自评量表来测评调查对象的抑郁症状,使用修订的付出-回报失衡模式(ERI)问卷和职业紧张测量工具对职业紧张因素、紧张反应和紧张缓解因素进行测评;血清载脂蛋白A1和B的浓度采用免疫比浊法进行测定;采用分层多元逐步回归法分4个模式分析在年龄、工龄、职业紧张因素、紧张反应和紧张缓解因素的影响下抑郁症状和血清载脂蛋白A1和B的关系。结果调查对象血清载脂蛋白A1的平均浓度为(1.19±0.16)g/L,浓度范围为(0.80~1.57)g/L;血清载脂蛋白B的平均浓度为(0.81±0.34)g/L,浓度范围为(0.40~2.80)g/L。Spearman等级相关分析结果显示,血清中载脂蛋白A1的浓度与年龄、工龄、抑郁症状等调查变量均没有关联性(P0.05);血清中载脂蛋白B的浓度倒数与年龄(r=-0.208,P=0.026)和抑郁症状评分(r=0.279,P=0.008)相关,与其他变量没有关联性(P0.05)。以载脂蛋白A1为应变量的分层多元逐步回归分析设计了的4个模式的结果均显示,抑郁症状评分未进入回归方程,但组内冲突评分进入了2、3和4模式(变化R~2均为0.087,P值均为0.035);以载脂蛋白B倒数为应变量的分层多元逐步回归分析设计的4个模式中,模式1中结果显示:调整了年龄和工龄后,抑郁症状评分进入了回归方程(变化R~2=0.095,P=0.026);模式2结果显示:调整了年龄、工龄、工作环境、外在付出、回报、工作责任和工作冲突后,抑郁症状评分和内在付出评分进入了回归方程(变化R~2分别为0.065和0.092,P0.01);模式3结果显示:调整了年龄、工龄、工作环境、外在付出、回报、工作责任、工作冲突、情绪平衡、工作满意感和心理卫生后,抑郁症状评分和内在付出评分又一次进入了回归方程(变化R~2分别为0.095和0.092,P0.01);模式4结果显示:调整了年龄、工龄、工作环境、外在付出、回报、工作责任、工作冲突、情绪平衡、工作满意感、心理卫生、应付策略和社会支持后,抑郁症状评分和内在付出评分再一次进入了回归方程(变化R~2分别为0.095和0.092,P0.01)。结论动车或高铁司机抑郁症状评分与血清载脂蛋白A1无关,但与血清载脂蛋白B的表达有关,且随着抑郁症状评分的增加,血清中载脂蛋白B的浓度相应降低;动车或高铁司机组内冲突评分对血清载脂蛋白A1的表达有影响,内在付出评分对血清载脂蛋白B的表达有影响。     

劳动密集型企业女工职业紧张与职业倦怠、抑郁症状关系研究

目的探讨劳动密集型企业女工职业紧张、职业倦怠和抑郁症状的关系。方法采用整群随机抽样方法,选取广东省佛山市5家劳动密集型企业的665名女工作为研究对象,应用工作付出-回报失衡紧张量表、职业倦怠通用量表、患者健康问卷对其职业紧张、职业倦怠和抑郁症状水平进行调查。结果女工付出-回报失衡(ERI)指数中位数(M)为0.80,ERI模式高职业紧张检出率为28.6%;职业倦怠、抑郁症状得分M分别为35.0和8.0分,职业倦怠感检出率为7.4%,抑郁症状检出率为32.8%。偏相关分析显示,女工职业倦怠得分与职业紧张的付出、内在投入维度以及抑郁症状得分均呈正相关(P0.05),与职业紧张的回报维度得分呈负相关(P0.01)。职业紧张和职业倦怠对抑郁症状变化解释量分别为7.4%和7.7%。结论劳动密集型企业女工职业倦怠在职业紧张和抑郁症状之间具有某些中介作用,降低其职业紧张与职业倦怠水平有助于缓解抑郁症状。     

某外资企业新生代农民工抑郁症状调查分析

目的探讨外资企业新生代农民工抑郁症状,分析影响因素。方法采用整群抽样方式,选择某外资汽车制造企业的新生代农民工进行问卷调查,内容包括抑郁自评量表(CES-D)、付出—回报失衡量表(ERI)和生活压力问卷等。结果农民工抑郁症状平均得分(13.8±7.0),抑郁症状检出率35.6%。工作压力中,肯定抑郁症状组在外在付出和内在投入的评分均高于无抑郁症状组,而外在回报各因素的评分均低于无抑郁症状组。生活压力中,肯定抑郁症状组的生活压力得分高于无抑郁症状和可能抑郁症状组。结论工作压力和生活压力均有可能是新生代农民工抑郁症状的危险因素。     

江苏省医务人员付出-回报失衡、组织支持与抑郁症状的关系研究

目的探讨医务人员付出-回报失衡、组织支持与抑郁症状的关系,为提高医务人员心理健康水平提供参考。方法分层抽取江苏省1696名医务人员进行调查,付出-回报失衡(ERI)量表、组织支持感量表(POS)、12题一般健康问卷(GHQ-12)分别测量医务人员付出-回报状况、组织支持与抑郁症状,分层嵌套Logistic回归探索三者之间的关系。结果 52.06%的医务人员处于付出-回报失衡工作模式(ERI1),45.87%的处于超负荷状态;医务人员抑郁症状检出率为31.07%。分层回归分析表明,付出-回报失衡(OR=1.68,95%CI:1.28～2.20)、超负荷(OR=2.43,95%CI:2.03～2.92)是医务人员的抑郁症状发生的危险因素,组织支持感降低医务人员抑郁症状(OR=0.76,95%CI:0.67～0.86)。结论合理的工作负担、经济激励和组织支持能够提高医务人员的心理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