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术前后血清LDH浓度与大细胞神经内分泌肺癌患者手术预后的相关性分析

背景与目的血清乳酸脱氢酶（lactate dehydrogenase, LDH）浓度升高，会导致小细胞肺癌、肺腺癌患者预后不佳，但其与大细胞神经内分泌肺癌（lung large-cell neuroendocrine carcinoma, L-LCNEC）患者预后的关系并不清楚，本研究旨在探讨L-LCNEC患者术前血清LDH浓度、术后LDH浓度变化趋势对患者术后无病生存期（disease-free survival, DFS）的影响，从而为判断L-LCNEC的临床预后提供新的思路。方法本研究共纳入49例L-LCNEC术后患者，通过医疗记录、电话随访获取患者的临床资料。应用受试者操作特征曲线确定术前LDH的最佳临界值。用Kaplan-Meier绘制生存曲线。应用Cox比例风险模型计算独立预后因素。结果术前血清LDH最佳临界值分别为195.5 U/L。生存曲线显示，术前血清LDH高浓度、术后LDH浓度升高的患者术后DFS缩短（P < 0.001, P < 0.001）。多因素分析显示，术前LDH浓度、术后LDH浓度变化趋势是L-LCNEC患者术后DFS的独立预后因素（P < 0.001, P=0.037）。结论L-LCNEC患者术前LDH浓度及其术后浓度变化趋势是患者DFS的独立预后因素，术前高浓度、术后浓度升高会导致患者DFS缩短，预后差，应及早进行干预治疗。     

新辅助免疫治疗及联合化疗在NSCLC中的研究进展

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NSCLC)患者在接受标准治疗后仍有较高的复发、转移风险。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治疗在晚期肺癌患者中获得巨大进展，临床前研究及部分Ⅱ期临床研究为新辅助免疫治疗局部晚期NSCLC提供理论支持和临床证据。本篇综述阐述了免疫治疗的机制及新辅助治疗的理论优势，总结现已发表前期数据和中期分析的多篇临床研究，分析了新辅助免疫单药治疗对比免疫联合化疗的病理缓解率和安全性。{"type":"clinical-trial","attrs":{"text":"NCT02259621","term_id":"NCT02259621"}}NCT02259621、NEOSTAR、LCMC3及ChiCTR-OIC-17013726分别报告了新辅助应用纳武利尤单抗、阿替利珠单抗和信迪利单抗单药的有效性和安全性，同时NEOSTAR双药免疫组的数据显示双药免疫相较于单药可以获得更高的病理缓解率，双药免疫的高不良反应发生率也引起研究者的担忧。{"type":"clinical-trial","attrs":{"text":"NCT02716038","term_id":"NCT02716038"}}NCT02716038、SAKK 16/14和NADIM研究的数据提示新辅助免疫联合化疗的病理缓解率高于新辅助单药免疫抑制剂治疗，且不良反应可耐受。本文进一步阐述了化疗联合免疫抑制剂治疗的作用机制，并就新辅助免疫治疗后的疗效评估进行讨论。     

恶性胸膜间皮瘤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的研究进展

恶性胸膜间皮瘤（malignant pleural mesothelioma, MPM）是一种侵袭性强、生存率低且缺乏有效治疗选择的恶性肿瘤。培美曲塞联合顺铂作为晚期MPM唯一的一线治疗方案长达20年之久。长期以来，免疫疗法被认为是MPM的一种潜在治疗方法，主要包括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mmune checkpoint inhibitors, ICIs）、免疫毒素治疗、抗癌疫苗、过继性细胞治疗等。本篇综述重点总结了MPM中ICIs的研究进展，初步分析了MPM肿瘤异质性对ICIs治疗的影响，描述了以生物标志物为导向的免疫治疗是实现MPM个体化治疗的新愿景。     

胸腺恶性肿瘤术后静脉血栓栓塞症的影响因素分析

背景与目的胸外科术后静脉血栓栓塞症（venous thromboembolism, VTE）的发生率高，本研究旨在分析胸腺恶性肿瘤术后VTE的发生率及相关危险因素。方法本研究为单中心研究。收集2017年12月-2021年2月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胸外科接受胸腺恶性肿瘤切除手术治疗的患者资料。除术前常规检查以外，所有患者于手术前后行下肢多普勒超声以明确有无下肢深静脉血栓（deep venous thrombosis, DVT）。患者术前术后均未接受任何形式抗凝治疗。全部患者接受改良Caprini风险评估。根据术后是否发生VTE将患者分为VTE组和对照组，比较两组间的临床资料，统计术后VTE的发生时间、可能的高危因素等。结果共纳入169例接受胸腺恶性肿瘤切除手术的患者，男性94例，女性75例，年龄范围：22岁-76岁。本研究共95例患者选择胸腔镜手术，74例选择正中劈胸骨手术。全组共21例发生VTE，VTE的总发生率为12.4%。诊断VTE的中位时间为术后4 d（2 d-15 d）。根据改良Caprini评分分组，低危组（≤4分)发生率为0%（0/7），中危组（5分-8分）为7.0%（8/115），高危组（≥9分）为27.7%（13/47）（Z=1.670, P=0.008）。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VTE组年龄、手术方式、手术时间、留置中心静脉导管、术后卧床时间超过72 h均与对照组有显著差异（P < 0.05）。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年龄≥60岁、手术方式、手术时长是胸腺恶性肿瘤术后发生VTE的独立危险因素。结论年龄≥60岁、手术方式、手术时长是胸腺恶性肿瘤患者术后发生VTE的独立危险因素，改良Caprini评分可有效筛选高危患者。     

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在驱动基因阳性晚期非小细胞肺癌中的应用进展

随着肿瘤精准医学的发展，驱动基因阳性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NSCLC）患者接受靶向治疗极大地改善了生存和预后，但不管是哪代靶向药物均不可避免的会经历耐药，患者会面临无靶可用的局面。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因其特有的长拖尾效应，能给部分晚期NSCLC患者带来长生存。越来越多的研究显示免疫治疗同样可为部分驱动基因阳性NSCLC患者带来获益，但免疫治疗介入的时机、治疗方案的选择以及预测生物标记物等问题仍不十分明确，值得进一步探讨。     

立体定向放疗与手术治疗早期NSCLC临床疗效meta分析

背景与目的采用循证医学方法探讨立体定向放疗（stereotactic body radiotherapy, SBRT）与手术治疗早期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NSCLC）的临床疗效有无差异。方法检索PubMed、EMBASE、中国知网、万方等数据库中2020年6月以前发表的相关文献，由两名研究人员独立进行检索及提取数据，采用Stata 13.0软件对纳入文献中两种治疗方法的总生存率和癌症特异性生存率进行meta分析，根据倾向性评分匹配后研究和手术类型（肺叶切除术、肺段切除术及胸腔镜辅助手术）进行亚组分析。结果最终纳入文献14篇，其中SBRT组15, 841例，手术组17, 708例，9篇采用了倾向性评分匹配方法。13篇为回顾性队列研究，1篇为随机临床对照试验。Meta分析结果显示手术组和SBRT组的总生存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SBRT组的总生存率（HR=1.51, 95%CI: 1.31-1.74）劣于手术组。在手术类型的亚组分析中，SBRT组与各手术类型均无统计学差异。采用了倾向性评分匹配后，SBRT组与手术组的总生存率差异仍有统计学意义（HR=1.66, 95%CI: 1.45-1.90）。手术组和SBRT组的癌症特异性生存率无统计学差异（HR=1.12, 95%CI: 0.83-1.52）。结论手术治疗的总生存率优于SBRT治疗，但在癌症特异性生存率上无明显优势。     

伊立替康二线治疗难治性复发小细胞肺癌的疗效分析

背景与目的肺癌死亡率在恶性肿瘤中高居首位，小细胞肺癌（small cell lung cancer, SCLC）是肺癌恶性程度最高的一种，其倍增时间短，患者在治疗过程中易发生迅速耐药，且复发后病情迅速恶化。目前除拓扑替康外，缺乏有效的二线单药化疗方案。本研究旨在探究伊立替康（irinotecan, CPT-11）二线单药治疗难治性复发SCLC的疗效及安全性。方法收集吉林国文医院肿瘤内科2012年4月-2020年3月确诊的一线治疗后6个月内复发的经单药CPT-11二线化疗的SCLC患者107例，末次随访至2020年11月。记录患者的无进展生存时间（progression free survival, PFS）和总生存时间（overall survival, OS），观察单药CPT-11化疗效果以及不良反应发生情况。结果患者的中位PFS为3.8（3.4-4.4）个月，中位OS为8.1（6.5-10.9）个月，客观缓解率（objective response rate, ORR）为16.82%（18/107），DCR为55.14%（59/107），3级-4级不良反应发生率较低，其中中性粒细胞减少为13.08%，迟发性腹泻为7.48%，恶心呕吐为17.76%，肝功能受损为6.54%。影响单药CPT-11二线化疗患者PFS的因素有性别（P=0.001）、NSE（P=0.029）以及积液状态（P=0.040），影响OS的因素仅为NSE水平（P=0.033）。结论针对于难治性复发的SCLC患者，CPT-11单药二线化疗方案有一定疗效，耐受较好，值得推广应用。     

Lipocalin-2在肺癌患者血清中的表达及其临床意义

背景与目的肺癌是全球发病率最高的癌症类型，严重威胁着人类健康。肺癌的早期诊断、早期治疗对于肺癌患者的生存尤为重要。血清中的肿瘤标志物作为肿瘤早期诊断的一种重要方法已被广泛应用。然而，肺癌的早期诊断标志物还很少。本研究旨在探讨Lipocalin-2在肺癌患者血清中的表达水平及其临床意义。方法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enzyme 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 ELISA）检测Lipocalin-2在60例肺癌患者与63例健康人群外周血血清中的浓度，并分析Lipocalin-2表达水平与肺癌临床特征之间的关系。结果Lipocalin-2在肺癌患者外周血血清中的表达水平明显高于健康人群，差异具有明显统计学意义（P < 0.001）。Lipocalin-2在肺癌患者中的表达与病理组织的分化、分期及淋巴结转移相关，差异具有明显统计学意义（P < 0.05）。Lipocalin-2在病理分化差的肺癌患者血清中的表达高于分化良好患者；在发生淋巴结转移的肺癌患者血清中的表达高于没有发生淋巴结转移患者；在临床Ⅲ期+Ⅳ期肺癌患者中的表达水平显著高于临床Ⅰ期Ⅱ期患者；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结论Lipocalin-2在肺癌患者血清水平中高表达，与病理组织的分化、分期及淋巴结转移相关，有望成为一种潜在的用于临床诊断的新型肺癌肿瘤标志物。     

基于TCGA数据库的EGFR突变型与野生型肺腺癌患者免疫微环境的差异性分析

背景与目的肺癌是一种具有高发病率与高死亡率的恶性肿瘤，腺癌是其中一个重要的组织亚型。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 EGFR）突变是肺腺癌患者重要的驱动基因。EGFR-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yrosine kinase inhibitor, TKI）对EGFR敏感突变的患者疗效显著。而免疫治疗作为新兴的治疗却不能使EGFR突变患者获益，其中的机制研究尚不明确，并集中于EGFR与程序性死亡受体-配体1（programmed cell death-ligand 1, PD-L1）表达之上，而我们推测与两类患者不同的免疫微环境有关。方法从癌症基因组图谱（The Cancer Genome Atlas, TCGA）数据库收集肺腺癌数据集，下载临床信息资料及基因表达谱资料。通过TIMER2.0计算TCGA数据库中免疫相关淋巴细胞浸润情况。并对EGFR突变型与野生型患者进行基因集富集分析。结果临床特征分析显示EGFR突变更频繁发生于女性以及未吸烟患者中。免疫浸润分析显示EGFR突变患者通常具有更高的肿瘤相关成纤维细胞、普通髓系祖细胞、造血干细胞、效应CD4⁺ T细胞、自然杀伤T细胞浸润；具有更低的记忆B细胞、初始B细胞、浆细胞、浆细胞样树突状细胞、记忆CD4⁺ T细胞、CD4⁺辅助性T细胞2、CD8⁺ T细胞、中心记忆CD8⁺ T细胞、初始CD8⁺ T细胞浸润。我们发现CD8⁺ T细胞、自然杀伤T细胞、记忆B细胞和造血干细胞在肿瘤中浸润的程度越高则患者预后越好（Log-rank检验，P=0.017、0.009, 3、0.018和0.016）。同时CD4⁺辅助性T细胞2在肿瘤中浸润的程度越高则患者预后越差（Log-rank检验，P=0.016）。基因集富集分析的结果显示，相比较EGFR野生型肺腺癌患者而言，EGFR突变患者的自然杀伤细胞介导的对肿瘤细胞的免疫应答的正调控、自然杀伤细胞激活参与免疫反应、在自然杀伤细胞介导的对肿瘤细胞的免疫应答这三条与自然杀伤细胞有关的通路上均处于下调状态，而参与免疫应答的细胞因子分泌的正调节这条通路为上调。结论EGFR突变患者肿瘤微环境缺乏有效的杀伤肿瘤的效应细胞并出现了效应细胞功能失调。这可能是EGFR突变患者免疫治疗疗效差的潜在原因。     

肺癌合并其他器官多原发癌的临床特点分析

背景和目的随着胸部计算机断层扫描（computed tomography, CT）肺癌早筛技术的普及，肺癌合并其他器官多原发癌（multiple primary malignancies, MPM）的检出比例不断提高。本研究就发病率、病理特征、诊疗特点和预后情况进行探讨分析，为完善此类疾病的临床诊疗提供研究依据。方法2011年9月-2015年9月江苏省肿瘤医院胸外科共收治5, 570例肺癌患者，回顾性分析其中61例肺癌合并其他器官MPM患者的临床病理特征。结果本研究中肺癌合并其他器官MPM的发病率为1.1%，其中同时多原发癌（synchronous MPM, SMPM）15例，异时多原发癌（metachronous MPM, MMPM）46例；结直肠癌、乳腺癌和甲状腺癌占肺癌合并其他器官MPM的前三位；患者总体5年生存率为39.3%，有71.4%的患者死于肺癌转移或复发，多因素分析发现肺癌患者的临床分期、肺癌与其他肿瘤发生的先后顺序、合并肿瘤的治疗状态以及是否存在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 EGFR）基因突变是影响患者生存期的重要因素。结论肺癌合并其他器官MPM的发病率并非罕见，相较于其他器官恶性肿瘤，肺癌是主要致死原因，中晚期肺癌、SMPM、肺癌先发、合并肿瘤仅获姑息治疗和无EGFR基因突变的患者预后较差。     

孤立性肺结节恶性概率预测模型的研究进展及临床应用

随着计算机断层扫描（computed tomography, CT）的普及，孤立性肺结节（solitary pulmonary nodule, SPN）发病率明显上升。肺结节良恶性评估对肺结节诊治决策至关重要。许多肺结节恶性概率预测模型已被开发，这些模型基于患者临床和影像学特征来评估肺结节恶性概率。近年来，肺结节恶性概率预测模型在国内逐渐引起关注。本文基于肺结节恶性概率预测模型研究，重点关注在中国患者群体中模型的建立或验证情况，综述肺结节恶性概率预测模型的研究进展和临床应用情况，并为模型未来发展提出思路。     

肺癌免疫治疗耐药机制及应对策略

近年来，免疫治疗在肺癌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突破，为肺癌患者带来长久的生存获益。但是随着临床应用的逐渐广泛，在一线接受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治疗的患者中，约30%-50%表现为短暂获益或不获益，提示免疫耐药的存在。目前研究表明免疫耐药是一个综合的、动态的过程，其机制受到肿瘤细胞、免疫微环境及宿主本身等多方面的影响。随着免疫耐药机制的深入研究、免疫治疗新靶点的发现及免疫联合治疗的发展，免疫耐药后的治疗策略成为当今时代下的重要思考方向。本文将着重探讨以上问题，希望为筛选优势人群、扩大受益群体提供线索和思路。     

利用基因芯片技术分析胸腺瘤中基因的变异

背景与目的胸腺瘤是前纵隔最常见的恶性肿瘤，其具体的发病机制仍不十分清楚，这就限制了对胸腺瘤靶向药物的研究。本研究利用二代基因芯片技术分析胸腺瘤，了解胸腺瘤中表达显著变化的基因和信号通路，为胸腺瘤发病机制的研究提供帮助。方法2015年1月-2017年12月，我们利用CapitalBio mRNA表达谱芯片技术分析了31例胸腺瘤，然后利用逆转录聚合酶链反应进行基因确证。结果我们发现了一些胸腺瘤与瘤周围胸腺组织表达量有差异的基因的表达，其中6种在肿瘤基因组学中已证实的驱动基因（FANCI、NCAPD3、NCAPG、OXCT1、EPHA1和MCM2）在胸腺瘤中表达显著异常。对拷贝数变异所影响的具体基因进行检测，发现E2F2、EPHA1、CCL25和MCM2等上调明显的基因和IL-6、CD36、FABP4、SH2D1A、MYOC等下调明显的基因。利用KEGG数据库分析发现10条信号通路基因表达普遍上调或下调显著基因，如系统性红斑狼疮、病毒致癌基因、原发性免疫缺陷、细胞周期基因和p53信号通路等，可能与胸腺瘤的发生相关。结论我们在胸腺瘤中发现了多种异常表达的基因，这将对今后胸腺瘤发病机理和生物标记物的研究提供参考。     

端粒与端粒酶研究在肺癌中的临床应用前景与挑战

肺癌是世界范围内发病率和死亡率较高的恶性肿瘤之一。端粒和端粒酶与肺癌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虽然端粒酶可能不是导致细胞癌变的直接原因，但在维持端粒长度和肿瘤生长方面起到关键作用。包括肺癌在内的大部分肿瘤端粒长度缩短。端粒长度的变化与肺癌发生风险相关，并可能成为肺癌的治疗靶标和预测指标。针对端粒和端粒酶信号通路的靶向治疗药物正在探索中，以端粒酶抑制剂为代表的小分子药物有希望应用于肺癌的临床治疗中。但是，人们对于端粒和端粒酶的研究还远远不够，端粒长度维持的旁路作用机制可能是下一步需要深入研究的方向。     

阿来替尼治疗ALK阳性非小细胞肺癌：1例报告及文献复习

肺癌是我国乃至全球发病率及死亡率均较高的恶性肿瘤，其中非小细胞肺癌占80%左右，间变性淋巴瘤激酶（anaplastic lymphoma kinase, ALK）基因突变的患者约占5%。ALK抑制剂阿来替尼的疗效优异，药物治疗不良反应的及时发现、及早治疗能极大地提高患者的临床获益。现报道包头市中心医院2020年4月收治的1例ALK阳性非小细胞肺癌的诊断、治疗及药物副反应处理，并文献复习。     

干扰FOXC1逆转非小细胞肺癌吉非替尼耐药的作用

背景与目的肺癌是我国发病率和死亡率最高的恶性肿瘤，其中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NSCLC)约占肺癌的80%。表皮生长因子受体酪氨酸激酶抑制剂(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tyrosine kinase inhibitor, EGFR-TKI)靶向治疗已成为NSCLC临床治疗的主要手段，然而不可避免的耐药性出现极大限制了EGFR-TKI的治疗效果。叉头框蛋白C1(forkhead box protein C1, FOXC1)是叉头框蛋白家族重要成员，在NSCLC异常表达并参与调控NSCLC进展。本研究旨在探讨干扰FOXC1对NSCLC吉非替尼耐药的影响及可能机制。方法应用Western blot、免疫组化方法检测FOXC1在NSCLC吉非替尼耐药细胞和组织中的表达情况; 应用FOXC1 shRNA转染HCC827/GR细胞，筛选稳定干扰FOXC1的HCC827/GR细胞，采用新型四氮唑盐比色法(Methyl-thiazolyldiphenyl-sulfophenyl-tetrazolium bromide assay, MTS)法、流式细胞术及微球体形成实验检测细胞增殖、细胞凋亡及细胞自我更新能力; 采用实时荧光定量PCR(quantitative real-time PCR, qRT-PCR)、Western blot检测干性标志物SOX2、Nanog、OCT4和CD133的表达水平; 运用流式细胞术检测CD133的表达情况; 免疫组化检测耐药组织中SOX2和CD133的表达情况; 基于癌症基因组图谱(The Cancer Genome Atlas, TCGA)数据库的肺腺癌数据集，分析FOXC1、SOX2和CD133表达的相关性。结果FOXC1在NSCLC吉非替尼耐药细胞HCC827/GR的表达水平显著高于HCC827敏感细胞(P < 0.05)，免疫组化结果显示FOXC1在NSCLC吉非替尼耐药组织中高表达。与对照组相比，稳定干扰FOXC1的HCC827/GR细胞对吉非替尼的半数抑制浓度(50% inhibitory concentration, IC₅₀)值显著降低(P < 0.01)，细胞增殖能力降低、凋亡率升高(P < 0.05)。干扰FOXC1能够抑制SOX2、CD133的表达，并减弱HCC827/GR耐药细胞的微球体形成能力。免疫组化结果显示，吉非替尼耐药组织中SOX2和CD133表达显著高于敏感组织(P < 0.01)。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FOXC1、SOX2和CD133表达两两呈正相关(P < 0.05)。结论FOXC1参与NSCLC吉非替尼耐药，其机制可能与FOXC1调控肿瘤干细胞(cancer stem cells, CSCs)特性有关。     

Cereblon调节T细胞逆转PD-1抗体治疗肺癌耐药的研究进展

程序性细胞死亡受体1（programmed cell death receptor 1, PD-1）是一种跨膜蛋白，主要表达于T细胞，并与靶细胞上的PD-1配体，即细胞程序性死亡配体1（programmed cell death ligand 1, PD-L1）结合。PD-1作为一种免疫抑制分子，当PD-1与肿瘤细胞上的配体PD-L1结合时，抑制了T细胞的免疫功能，从而发生肿瘤的免疫逃逸，如外周效应T细胞的耗竭导致效应T细胞向调节性T细胞（regulatory T cells, Tregs）转化。为解决这一问题，利用PD-1抗体与T细胞上的PD-1结合，从而抑制T细胞表面的PD-1与肿瘤细胞表面的PD-L1相互作用，进而恢复T细胞杀伤肿瘤细胞的功能。以Nivolumab和Pembrolizumab为代表的PD-1抗体现已被批准用于晚期非小细胞肺癌的一线治疗。但在部分患者中出现了由于肿瘤细胞、T细胞及细胞因子的相互作用导致的耐药，降低了免疫治疗的疗效。因此，如何克服患者的耐药成为了当前待解决的主要问题。研究发现，Cereblon（CRBN）作为DDB1泛素环E3泛素连接酶复合物的底物受体及免疫调节药物唯一已知的结合受体，与CRBN调节剂（cereblon modulatory agents, CMs）结合可以通过上调T细胞的增殖、激活和代谢，发挥T细胞的免疫功能从而逆转PD-1抗体耐药。本文就T细胞的下调导致PD-1抗体治疗肺癌耐药的机制、CRBN调节T细胞的机制及CRBN调节剂治疗肺癌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相关心肌炎的研究进展

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mmune checkpoint inhibitors, ICIs）是一种负性调节因子抗体，激活T细胞发挥免疫治疗抗肿瘤作用的同时，也可引起免疫相关的不良应答，从而诱导出一系列免疫相关不良反应（immune related adverse events, irAEs）。在这些irAEs中，ICIs相关心肌炎的发病率虽然很低，但致死率却明显高于其他不良反应，接近50%，临床医生应用ICIs时应提高警惕，但目前ICIs相关心肌炎的发病机制仍不明确。本文结合近期ICIs的研究成果对ICIs相关性心肌炎的发生机制及临床表现等方面作一综述，以提高临床医生对该不良反应的认识。     

肺腺癌自噬相关基因预后风险评分模型构建及验证

背景与目的自噬相关基因(autophagy related genes, ARGs)可调控溶酶体的降解过程从而诱导细胞发生自噬，参与多种癌症的发生发展，肿瘤组织中ARGs的表达情况在预测患者生存方面具有很大的前景。本研究基于ARGs构建了肺腺癌(lung adenocarcinoma, LUAD)预后风险评分模型。方法通过GeneCards数据库获得5, 786个ARGs。从癌症基因组图谱(The Cancer Genome Atlas, TCGA)数据库收集了395个LUAD患者的基因表达谱及临床数据，提取所有ARGs的表达数据，利用R软件筛选差异表达的ARGs。对差异表达的ARGs进行生存分析，筛选有预后价值的ARGs并进行功能富集分析。利用套索(the least absolute shrinkage and selection operator, LASSO)回归和Cox回归模型构建ARGs的预后风险评分模型。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ROC曲线)得到风险评分的最佳cut-off值，将患者分为高风险评分组和低风险评分组。计算ROC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curve, AUC)和绘制Kaplan-Meier生存曲线评估模型性能，并在外部数据集验证。最后利用单因素和多因素Cox回归分析评价模型是否具有独立预后价值，并分析其临床相关性。结果通过生存分析初步筛选了52个与预后相关的ARGs，以此为基础，利用LASSO回归和Cox回归分析构建了由5个ARGs(ADAM12、CAMP、DKK1、STRIP2和TFAP2A)组成的LUAD预后风险评分模型。该模型中，低风险评分组患者的生存时间明显优于高风险评分组(P < 0.001)，且在训练集(AUCmax=0.78)和两个外部验证集(AUCmax=0.88)中均展现出良好的预测性能。风险评分在单因素和多因素Cox回归分析中与LUAD患者预后显著相关(P < 0.001)，提示风险评分可作为LUAD潜在的独立预后因素。临床特征相关性分析表明高风险评分与高T分期、高肿瘤分期和发生不良预后密切相关。结论我们构建了一个由5个ARGs组成的LUAD风险评分模型，该模型可为预测LUAD患者预后提供参考，未来或可与恶性肿瘤(tumor node metastasis, TNM)分期联合应用于肺腺癌患者的预后预测。     

EGFR突变晚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后线接受免疫治疗的疗效分析

背景与目的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单药治疗在驱动基因阳性的晚期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NSCLC）患者中疗效甚微。研究表明，部分驱动基因阳性患者靶向治疗耐药后对免疫联合治疗仍有效。国内研究甚少。本研究旨在分析人表皮生长因子（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 EGFR）敏感突变NSCLC患者后线接受免疫治疗的疗效，评价真实世界免疫联合化疗在EGFR突变晚期患者后线治疗中的价值。方法收集2018年6月-2020年11月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确诊的EGFR突变的初治晚期肺腺癌患者共27例，均在靶向治疗进展后接受了程序性死亡受体1（programmed cell death protein 1, PD-1）检查点抑制剂联合化疗以及抗血管生成药物治疗。结果27例晚期NSCLC患者中，未合并T790M突变的有19例（70.4%），合并T790M点突变的有8例（29.6%）。总客观缓解率为40.7%。Kaplan-Meier生存分析显示，不同EGFR突变类型之间接受含PD-1单抗治疗的无进展生存期（progression-free survival, PFS）均无统计学差异（χ²=4.15, P=0.23）。未合并T790M突变的患者PFS较合并T790M突变的患者显著延长（9.2个月vs 3.3个月，χ²=2.81，P=0.041），两者总生存时间未见统计学差异（12.2个月vs 7.3个月，χ²=3.22，P=0.062）。未合并T790M的客观缓解率明显优于合并T790M的患者（52.63% vs 12.5%, P=0.045）。结论EGFR突变患者人群能从后线免疫联合治疗中获益，但合并T790M突变的患者后线接受免疫联合治疗疗效差。因此，这部分患者的后续治疗和全程化管理需要探索更优的治疗策略来提高获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