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教养方式与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相关研究

采用父母教养方式量表、主观幸福感量表对300名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探讨父母的教养方式与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父母的教养方式与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相关显著,其中父母教养方式中积极的维度与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呈现正相关,而消极的维度与大学生主观幸福感呈负相关。     

大学生主观幸福感与父母教养方式的相关研究

目的 探讨大学生主观幸福感与父母教养方式之间的关系.方法 采用父母养育方式评价量表(EMBU)和主观幸福感量表(GWB)对粤东地区5所大学的250名大学生进行调查.结果 父母的情感温暖、理解对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具有非常重要的积极影响,父母的惩罚严厉、过分干涉、过分保护、拒绝否认对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有消极的影响.结论 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与父母的教育方式密切相关.     

大学生主观幸福感与价值观及父母教养方式的关系

目的探讨大学生主观幸福感与价值观、父母教养方式的关系。方法采用大学生主观幸福感量表、价值观研究量表和父母教养方式评价量表(EMBU),对山东某高校284名大学生进行测查。结果①主观幸福感总分与宗教型价值观呈显著负相关(r=-0.16,P0.01),其生活满意、社会性行为、人际关系和精力维度与经济型价值观呈显著正相关(r=0.12~0.16,P0.05);②主观幸福感与父母情感温暖、理解呈显著正相关(r=0.15~0.16,P0.05),与父母拒绝否认、惩罚严厉、过分干涉保护呈显著负相关(r=-0.14~-0.35,P0.05)。结论持经济型价值观的大学生,其主观幸福感不一定高,但生活满意度较高;父母采用情感温暖、理解的教养方式,大学生主观幸福感较高,而采用拒绝否认、过分干涉保护及惩罚严厉的教养方式,大学生主观幸福感较低。     

大学生父母教养方式、领悟社会支持、孤独感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

目的探讨大学生父母教养方式、领悟社会支持、孤独感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方法对南昌市9所高校的764名大学生采用Campbell幸福感量表、父母教养方式量表、领悟社会支持量表、孤独量表进行调查。结果①相关分析表明主观幸福感与父母教养方式、领悟社会支持、孤独感各因子及总分相关具有统计学意义;②逐步多元回归分析表明,孤独总分、朋友支持、父亲过度保护、父亲情感温暖和理解4个因子对主观幸福感的联合解释量最大(R2=0.197,F=40.79,P<0.001);③路径分析表明,孤独感作为中介变量对家庭教养方式、社会支持和主观幸福感关系产生影响。结论①大学生主观幸福感总体处于中等水平;②父母的情感温暖和理解,领悟到更多的社会支持,有利于降低个体的孤独感增加主观幸福感。     

学习困难学生父母教养方式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研究

目的 了解学习困难学生的父母教养方式与主观幸福感的状况,并探讨父母教养方式对学习困难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方法 采用父母教养方式评价量袁、总体幸福感量袁对121名学习困难学生进行评定。结果 学习困难学生在主观幸福感和父母教养方式上存在显著性别差异;回归分析表明,父母亲的情感温暖、理解和母亲的偏爱被试对学习困难生的主观幸福感有重要积极影响,而父亲的严厉惩罚、拒绝否认对学习困难学生的主观幸福感有消极的影响。结论 学习困难学生父母教养方式与主观幸福感在性别上具有显著差异,学习困难学生的父母教养方式对其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影响。     

中学生盐酸曲马多滥用者父母教养方式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研究

目的了解中学生盐酸曲马多滥用者的父母教养方式与主观幸福感的状况,并探讨父母教养方式对中学生盐酸曲马多滥用者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方法采用父母教养方式评定量表,总体幸福感量表对121名中学生盐酸曲马多滥用者进行评定。结果中学生盐酸曲马多滥用者在主观幸福感和父母教养方式上存在显著性别差异;回归分析表明,父母亲的情感温暖、理解和母亲的偏爱被试者对中学生盐酸曲马多滥用者的主观幸福感有重要积极影响,而父亲的严厉惩罚,拒绝否认对中学生盐酸曲马多滥用者的主观幸福感有消极的影响。结论中学生盐酸曲马多滥用者的父母教养方式与主观幸福感在性别上具有显著差异,父母教养方式对其主观幸福感有显著影响。     

父母教养方式与大学生总体幸福感的相关研究

主观幸福感 (Subjective Well-being,SWB)是指个体依据自己设定的标准对其生活质量作出的整体评价 ,反映着特定群体对生活状况的满意程度 [1 ]。最近 ,家庭环境、父母教养方式与子女心理健康的关系普遍为心理及教育工作者所关注 ,研究内容多涉及人格障碍、神经症易感倾向及焦虑水平等。本研究试图在父母教养方式与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关系方面进行探讨 ,旨在改善父母教养方式、提高子女生活质量。1　材料和方法1 .1　研究工具　本研究采用父母养育方式评价量表(EMBU)和总体幸福感量表 (GWBS)。1 .1 .1　父母养育方式评价量表 (EMBU)是…     

留守儿童主观幸福感与教养方式的关系研究

目的 考察留守儿童的主观幸福感及其与家庭教养方式之间的关系。方法 采用总体幸福感量表（GWB）和父母教养方式评价量表（EMBU）对252名中学生进行调查。结果 ①中学生的主观幸福感水平在中等程度以上．男生主观幸福感普遍要高于女生;县城中学生幸福感高于乡镇中学生。②留守儿童的主观幸福感略低于非留守儿童,但不存在显著差异;留守女孩主观幸福感显著低于留守男孩;留守儿童中独生子女的主观幸福感要高于非独生子女。③父亲比男看护人在温暖理解、惩罚严厉、过分干涉、拒绝否认等4因子上得分更高;母亲比女看护人在偏爱被试上得分更低。结论 留守儿童的主观幸福感与教养方式存在一定的相关。     

医学生手机依赖与孤独感的关系:应对方式的中介作用

目的:探讨医学生手机依赖状况及其与孤独感、应对方式的关系,为医学生教育及心理干预提供参考依据。方法:采用中文版手机依赖指数(MPAI)、UCLA孤独量表、简易应对方式问卷对696名医学生进行问卷调查。结果:医学生的MPAI平均得分为(42.82±11.30),女生得分高于男生得分(t=1.975,P0.05);农村学生得分要高于城市/城镇学生得分(t=2.056,P0.05);不同年级及专业之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医学生MPAI得分与消极应对方式、孤独感呈正相关(r=0.31,0.29;P0.001),与积极应对方式呈不显著负相关。路径分析表明,消极应对方式在孤独感和手机依赖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为10.8%。结论:孤独感、消极应对方式与手机依赖关系密切,孤独感能够通过消极应对方式影响手机依赖。     

青少年家庭教养方式、应对方式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目的:探讨青少年家庭教养方式、应对方式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方法:采用父母教养方式评价量表、总体幸福感量表、简易应对方式问卷对沧州市400名青少年进行问卷调查。结果:1青少年主观幸福感得分79.77分,其中男生的主观幸福感总分为80.97分,女生的主观幸福感总分为78.24分,均显著高于全国常模(75,71,P0.05);2男生在对生活的满足和兴趣、精力、对感情和行为的控制的3个维度以及幸福感总分上显著高于女生(t=2.345,2.251,2.989,2.191;P0.05);3家庭教养方式和应对方式是影响主观幸福感的重要因素;青少年的积极应对方式与主观幸福感的5个维度有显著的相关(r=0.288,-0.137,0.290,0.241,0.113;P0.05),消极应对方式与主观幸福感的4个维度也呈显著相关(r=-0.052,0.102,-0.143,-0.158;P0.05)。家庭教养方式中拒绝、过度保护维度与主观幸福感的4个维度存在显著负相关(r=-0.279,-0.157,-0.218,-0.178;P0.05),情感温暖与其则存在显著正相关(r=0.312,0.194,0.252,0.185;P0.05);4父亲拒绝、母亲过度保护、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4个因子对主观幸福感有显著预测作用。结论:1青少年的主观幸福感处于中等偏上水平,男生的主观幸福感显著高于女生;2总体来说,青少年中男生在对生活的满足和兴趣、精力与对感情和行为的控制3个维度上的幸福感高于女生;3家庭教养方式与应对方式是影响青少年主观幸福感的重要因素,它们对主观幸福感具有良好的预测作用。     

大学生的手机依赖倾向与孤独感

目的:了解大学生手机依赖倾向的基本特点及与孤独感的关系。方法:采用分层抽样和方便取样法,在贵州省4所高校抽得459名大学生,获得有效问卷442份。用手机依赖指数量表(MPAI)和UCLA孤独量表(UCLA)进行测查。M PAI共17个条目分为4个因子,受试对其中8个条目做出肯定回答,即被界定为手机依赖者。结果:本组大学生手机依赖者占29.8%;大学生手机依赖倾向的性别和新、老生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理科大学生的MPAI总分及失控性、逃避性因子分均高于文科生(均P0.01);UCLA得分与MPAI各因子得分均呈正相关(r=0.31,0.19,0.39,0.32;均P0.05),逐步多元回归分析显示,孤独感与大学生手机依赖倾向及其各子均相关(B=0.18,0.09,0.06,0.03,0.37)。结论:大学生的个人基本特征(性别、年级)与手机依赖倾向无密切关系,理科大学生的手机依赖倾向相对较高,孤独感可能会增加大学生的手机依赖倾向。     

农民工的主观幸福感及与大五人格中外向性和宜人性的关系

目的:考察农民工的主观幸福感(SWB)与大五人格中外向性和宜人性两人格特质的关系。方法:采用方便取样,选取苏州地区630名农民工,用自编农民工主观幸福感问卷(SWBQ-MW)和大五人格量表(BFM)进行调查。结果:受试SWBQ-MW平均分高于中值3分。高外向性(n=171)和高宜人性特质农民工(n=170)的SWBQ-MW总分及各维度分高于低外向性(n=170)和低宜人特质农民工(n=172)(均P<0.001)。外向性和宜人性得分与SWBQ-M W总分呈正相关(r=0.39,0.23;P<0.01),且都对SWB有预测作用(β=0.35,0.12)。宜人性与性别、收入的交互作用显著(P<0.01或0.001)。高宜人性人群中,不同性别、月收入农民工的SWBQ-MW总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低宜人性人群中,女性的SWBQ-MW总分高于男性(P<0.001),农民工SWBQ-MW总分随收入升高反而降低(P<0.01)。结论:本研究显示农民工的主观幸福感处于中等水平之上,主观幸福感与外向性和宜人性有一定程度的关联,提示培养并发展积极的人格品质可有效地提升农民工的主观幸福感。     

长学制医学生的生活事件与幸福感

 目的 研究北京协和医学院八年制医学生的幸福感与影响最大的生活事件。方法 通过发放,自愿填写的方式进行问卷调查,包括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和总体幸福感量表。采用t检验、方差分析均值和偏相关分析得到结果。结果 发放问卷共计634份,有效问卷390份,占发放问卷的61.51%,其中男性155名,女性199名,医学预科阶段224人,基础医学阶段47人,临床医学阶段166人。总体幸福感量表医学预科阶段为74.23±12.40,基础医学阶段为72.09±12.37,临床医学阶段为79.57±10.88。生活事件量表各个年级略有不同,但总体来说得分较高的3项为人际关系2.95±0.93、学习压力2.74±0.81、丧失2.94±1.43。学习压力与幸福感总分的偏相关系数为-0.317,p<0.001。结论 基础医学阶段的学习压力最高,导致其幸福感偏低,这一问题应该为学校所重点关注。     

青少年的生命意义感与幸福感

目的:探讨当代青少年生命意义感与幸福感的特征及关系,为进一步开展青少年生命教育提供依据.方法:选取温州、湖州两地区初一至初二、高一至高二、大一至大四青少年1141名.采用生命态度剖面图量表(LAPS)、心理幸福感量表(PWBS)、学生总体生活满意度量表(SLSS)和积极-消极情感量表(PANA)进行调查.将PWBS得分最高和最低的各27％抽出作为高分组和低分组,其余为中间组.结果:高中生LAPS、PWBS、SLSS及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得分均低于初中生和大学生[如,LAPS得分,(3.5±4.2)vs.(3.8±4.7),(3.7±4.0);均P＜0.001];性别与年级在生命意义感的意义意志和生命控制两个维度及积极情感上有交互作用(F=3.67、7.20、4.92;均P＜0.05).高生命意义感水平青少年的PWBS、SLSS和PANA的积极情感得分均高于低生命意义感青少年[(4.5±7.6)vs.(3.5±7.0)、(3.3±4.0)vs.(2.7±4.1)、(3.6±2.5)vs.(2.8±3.8);均P＜0.01].LAPS的存在充盈、意义意志、生命控制、死亡接纳及生命目的因子得分与PWBS总分呈正相关(0.11～0.39,均P＜0.001),LAPS的存在充盈、生命目的、苦难接纳因子得分与SLSS总分呈正相关(0.38、0.12、0.11,均P＜0.001),LAPS的存在充盈、意义意志、生命控制因子得分与积极情感总分呈正相关(0.25、0.31、0.18,均P＜0.001).结论:青少年中高中生的幸福感水平较低,生命意义感对个体的幸福感可能有促进作用.     

大学生的感戴与归因方式、领悟社会支持

目的:探讨大学生感戴与归因方式和领悟社会支持之间的关系。方法:采用方便取样,选取河南省某综合性大学320名大学生为被试(其中主动参与过志愿者活动272人),采用归因风格问卷(ASQ)、大学生感戴量表(SCSG)及领悟社会支持量表(PSSS)进行调查。结果:主动参与过志愿者活动的大学生的感戴量表总分和感戴广度得分均高于没有主动参与过志愿者活动的大学生(P﹤0.05)。积极归因、领悟社会支持均与大学生感戴呈正相关(r=0.24、0.49,均P﹤0.01);领悟社会支持在积极归因和大学生感戴的关系中有部分中介效应,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41.1%。结论:积极归因能通过增强大学生的领悟社会支持能力而提升其感戴水平。     

受艾滋病影响儿童的主观幸福感与公正世界信念、希望的关系

目的:探讨艾滋病影响儿童主观幸福感与公正世界信念、希望间的关系,为艾滋病影响儿童的教育和心理干预提供依据。方法:选取符合相应标准的艾滋病影响儿童251例,其中男生113例,女生138例;小学生189例,初中生62例。分别用Campbell幸福感指数量表(IWB)、公正世界信念量表(BJWS)和儿童希望量表(CHS)对其主观幸福感、公正世界信念和希望进行评估。结果:女生BJWS总分[(3.9±0.5)vs.(3.6±0.6),P<0.001]和教师公正、社会环境公正、同辈群体公正分量表得分高于男生,而男生的CHS得分高于女生[(4.6±1.0)vs.(4.3±0.9),P<0.05]。小学生的IWB总分[(11.8±2.4)vs.(10.4±2.3),P<0.001]和总体情感指数[(5.5±1.1)vs.(4.9±1.0),P<0.001]、总体生活满意度[(5.8±1.4)vs.(5.0±1.5),P<0.001]分量表得分以及BJWS教师公正、社会环境公正分量表得分高于初中生。采用强制进入的方法对变量间的关系进行回归分析,显示BJWS得分能正向预测IWB得分(β=0.35,P<0.001),CHS得分在BJWS得分与IWB得分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大小为0.19,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55.2%。结论:公正世界信念可通过希望的部分中介作用正向预测艾滋病影响儿童的主观幸福感。     

高职生父母教养方式与生命意义:自尊的中介作用

目的:考察高职生父母教养方式与高职生生命意义感的关系,以及自尊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方法:采用方便取样,从广州市两所高等职业技术学院的高职生中抽取一、二年级学生316名,用生命意义量表(PIL)、自尊量表(SES)和父母教养方式评价量表(EMBU)进行测查。结果:男生的父亲惩罚严厉、父亲过分干涉、父亲拒绝否认、父亲过度保护、母亲过分干涉、母亲拒绝否认、母亲惩罚严厉得分均高于女生,而母亲情感温暖得分低于女生(均P<0.01);城镇学生的母亲过分干涉得分高于农村学生,而生活目标得分低于农村学生(均P<0.05)。父亲情感温暖能积极预测生命热忱、逃避(β=0.21、0.29,P<0.05),母亲情感温暖积极预测生活目标、未来期待(β=0.25,0.14;P<0.05)。自尊在父亲情感温暖与生命热忱(β=0.15,P>0.05)、父亲情感温暖与逃避(β=0.26,P>0.01)、母亲情感温暖与生活目标(β=0.17,P>0.05)、母亲情感温暖与未来期待(β=0.09,P>0.05)的作用过程中起着中介作用。结论:高职生父母教养方式与生命意义密切相关,自尊在二者关系中有着中介作用。     

大学生的归因方式及灵活性与心理健康

目的:探讨大学生的归因方式及灵活性与心理健康的关系,为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提供依据。方法:采用方便取样,选取山东省某大学279名在读大学生,运用自评抑郁量表(SDS)、焦虑自评量表(SAS)、正性负性情绪量表(PANAS)、乐观量表(LOT-R)及归因方式问卷(ASQ)对心理健康状况、归因方式及灵活性进行调查。结果:不同性别大学生在ASQ的正性事件普遍维度和负性事件的内外维度上以及归因灵活性得分上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男生得分均高于女生。正性事件内外维度及归因灵活性得分与SDS、SAS及PANAS负性情绪得分均呈负相关(r=-0.42～-0.14,P0.05或0.01),与PANAS正性情绪和LOT-R得分均呈正相关(r=0.20～0.31,P0.01);负性事件内外维度得分与SDS、SAS及PANAS负性情绪得分呈正相关(r=0.38、0.26、0.33,均P0.01),与PANAS正性情绪和LOT-R得分呈负相关(r=-0.17、-0.29,均P0.01)。回归分析表明,正性事件内外维度与抑郁相关(β=-1.42,P0.05),归因灵活性与抑郁、焦虑、负性情绪、正性情绪及乐观度相关(β=-6.12、-5.49、-1.84、2.49、1.67;P0.05或0.01),负性事件内外维度与抑郁、焦虑、负性情绪、正性情绪及乐观度相关(β=4.72、3.09、2.63、-1.45、-1.17;P0.01)。结论:倾向于把正性事件归因为外在的和暂时的、把负性事件的原因归结为内在的、持续的和普遍的个体会体验到较高的抑郁和焦虑情绪;倾向于把正性事件的原因归结为内在的和持久的、把负性事件归因为外在的和暂时的个体会体验到较高的正性情绪,有着较高的乐观水平;归因灵活性得分低的个体抑郁、焦虑情绪较高,正性情绪、乐观度水平较低。     

Maternal parenting style and adjustment in adolescents with type I diabetes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ross-sectio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maternal parenting style and indicators of well-being among adolescents with diabetes. METHODS: Seventy-eight adolescents (ages 11.58-17.42 years, M = 14.21) with type 1 diabetes and their mothers separately reported perceptions of maternal parenting style. Adolescents reported their own depressed mood, self-efficacy for managing diabetes, and diabetes regimen adherence. RESULTS: Adolescents' perceptions of maternal psychological control were associated with greater depressed mood regardless of age and gender. Firm control was strongly associated with greater depressed mood and poorer self-efficacy among older adolescents, less strongly among younger adolescents. Adolescents' perceptions of maternal acceptance were associated with less depressed mood, particularly for girls and with better self-efficacy for diabetes management, particularly for older adolescents and girls. Maternal reports of acceptance were associated only with adherence. CONCLUSIONS: Maternal parenting style is associated with well-being in adolescents with diabetes, but this association is complex and moderated by age and gender.     

医学生手机依赖现状及影响因素

目的:了解医学生手机依赖的现状及影响因素。方法:采用中文版手机依赖指数(MPAI)量表、UCLA孤独量表、青少年社会支持量表、简易应对方式问卷对696名医学生进行问卷调查。结果:医学生MPAI平均得分为(42.82±11.30),显著高于一般大学生(t=14.664,P0.001)。得分位于前6位的是:使用手机的时间比预期长、因使用手机而占用睡眠时间、失落时用手机来缓解失落的情绪、孤独时用手机与人交流、被告知使用手机花费太多时间、感到被孤立时用手机与人交流。多元回归分析显示,每天使用时间(t=9.632,P0.001)、生源地(t=2.092,P0.05)、UCLA总分(t=7.636,P0.001)、消极应对方式(t=7.742,P0.001)对医学生的手机依赖得分有统计学意义,总的决定系数(R2)为0.258,复相关系数(R)为0.513。结论:医学生的手机依赖状况严重,影响因素有每天使用时间、生源地、孤独感、消极应对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