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及清初"歇家"参与赋役领域的原因和方式

自明中叶起,"歇家"以仓场为中心,利用其各种功能,在为纳户提供各种服务的同时,他们还与各色人员互相勾结包揽了纳户赋役上纳,成为了在仓场支配纳户行为的核心力量,明政府为了利用和控制这股力量,大规模把"歇家"编为仓役.结果仓内仓外尽是"歇家",形成了"盘踞仓场型歇家"群体.清初针对仓役"歇家"把持仓场的情形,采取了革除仓役"歇家"之名和分化"歇家"职能的措施,在这场变革中,仓役"歇家"之名逐渐销声匿迹了.与此同时,在粮长和里甲赋役征收体制解体和崩溃过程中,"歇家"利用其各种力量和关系,开始大规模揽纳赋役,逐步成为赋役征收的主力之一.这种"歇家"以州县粮里为活动中心,根据其包纳方式可概称为"粮里型歇家"和"保歇型歇家"两种.     

化民为贼：明代南赣地区的赋役、移民与民变——以龙南、安远两县为中心

明初动乱对南赣地区造成重大冲击。以田亩饱和度作为分析工具，可以为龙南、安远两县乱后恢复过程中的移民生计与赋役体系的重建提供数据解释。永乐年间与成化年间本地区赋役额的异动可以证明，地方官员在考绩压力下将维护赋役平衡作为主要任务。明中后期的一系列变动，打破了本地区的赋役平衡。为了填补赋役空缺，地方官员化民为贼，将境内一批缴纳田赋、为官服役的特殊人群建构为不交田赋不派徭役的“化外之民”,从而制造了明代中后期的南赣“民变”。     

论近代孀妇的乡居环境——以江南社会为中心

对涵盖孀妇在内的乡民生活环境的展示,是具体把握近代中国社会特质的基础。以江南社会为中心的考察可见,冲喜、嫁殇、早婚(包括童养媳)和媒妁等诸多地方风俗历久相沿,人为助成了孀妇现象。孀居一旦发生,家族、乡邻和地方权力等乡里群体或自行其是,或彼此奥援,或相互牵制,共同作用于乡居孀妇,构成其日常生活的基本环境。这一复杂的生活环境隐含着内在的日常机制:以夫族为主体的家族,常常漠视孀妇权益,随意介入她们的生活;乡邻虽能感受寡居生活的艰辛,却总是囿于节操观念,对孀妇闲话聒噪;乡里权力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家族和乡邻的干预,却难以减轻孀妇的痛苦,更无法阻止因为自身的蛀蚀而对孀妇造成的伤害。江南孀妇的乡居环境是近代中国地方日常面相之一,是整体认识社会生活史不能忽略的方面。     

“排年”新考

"排年"是里甲、粮长制度构成的关键词汇,对其概念进行准确定义是很有必要的.梁方仲先生认为"不应役的年份,名日‘排年'."显然这仅是从静态的角度把握了"排年"的概念.实际上,根据文献记载,"排年"的概念内涵随着明代赋役变革的演进而不断改变,其概念内涵大约经历了三次演变.在粮长征收制度下,"排年"的概念基本上是指里长、甲首按十年一周应役的次序;粮长制度衰落或崩溃以后,"排年"概念变为"里甲"的代名词,但更多的是指"轮充制度";到明末清初,"滚单(长单)落甲"制广泛推行后,"排年"的概念又演变为"甲长(甲首)排年".     

明及清初“歇家”参与赋役领域的原因和方式

自明中叶起，“歇家”以仓场为中心，利用其各种功能，在为纳户提供各种服务的同时，他们还与各色人员互相勾结包揽了纳户赋役上纳，成为了在仓场支配纳户行为的核心力量，明政府为了利用和控制这股力量，大规模把“歇家”编为仓役。结果仓内仓外尽是“歇家”，形成了“盘踞仓场型歇家”群体。清初针对仓役“歇家”把持仓场的情形，采取了革除仓役“歇家”之名和分化“歇家”职能的措施，在这场变革中，仓役“歇家”之名逐渐销声匿迹了。与此同时，在粮长和里甲赋役征收体制解体和崩溃过程中，“歇家”利用其各种力量和关系，开始大规模揽纳赋役，逐步成为赋役征收的主力之一。这种“歇家”以州县粮里为活动中心，根据其包纳方式可概称为“粮里型歇家”和“保歇型歇家”两种。     

慈惠与市政：清末上海的“堂”

本文写作之目的在于探讨清末地方社会组织特别是民间的慈善团体和福利机构，与政治参与及政治权力之间的关系。近代中国在工业化、商业化及国际化的过程中，出现了不少以工商业及外贸为地方经济支柱的新兴城市。伴随着社会经济的转型，地方政治及社会之菁英阶级也随着此一变化而产生了颇大的变动。一部分人仗着财富买官置爵，晋身官场，也有些人因西学新知，交结洋人而享盛誉，又或挤入传统社会组织如会馆、公所和善堂等的领导阶层，     

从淮仓到淮库:漕粮加耗折银与明代财政

明初漕运建立在大型水次仓分段转输的基础上,随着支运法逐渐被兑运法取代,淮安仓和徐州仓的功能蜕变为供给运军行粮月粮,显示出与临清、德州仓不同的转向。明代后期,淮安常盈仓还兼管淮安四税银,贮于淮库,是地方经费中央集权化趋势的表现。淮库还贮存有一项漕粮加耗折银的轻赍银,充当着中央财政和地方经费调节者的角色,轻赍银解运过程的变化对明代财政也产生了重要影响。淮库同时整合了多种经费来源,是一个模糊的统一体,从淮仓到淮库的转变,是明代中后期财政改革折银化的结果,反映出漕运方式变革下财政体系的变化,体现了一条鞭法改革简单化的精神。     

“风化”与“风流”:“淫戏”与晚清上海公共娱乐

晚清上海,"淫戏"风行。地方政府屡颁禁令,报章对此口诛笔伐,皆难以遏止,反映出传统政治权威和道德权威的双重弱化。随着晚清上海工商业的发展,商人群体的社会地位日益提高,在城市公共生活中扮演起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作为戏曲娱乐业最主要的消费群体,商人阶层追求"风流"体验的娱乐诉求,是推动淫戏风行的根本原因。淫戏的风行不仅反映出晚清上海公共娱乐生活中权力关系的变化,同时也显示出民间文化在晚清上海的勃兴。     

论魏晋国家政权与豪族大土地所有制的关系:抑兼并与"守清贫"

在豪族与依附化佃农的人身依附关系固定化和普遍化的社会结构中,魏晋国家企图通过赋役政策的调整来限制豪族的土地兼并,根本无法实现.相反,只能使豪族的大土地所有制及其依附人口的免役特权合法化.而豪族阶层中的士族由于自身政治权力及其经济利益均需要国家政权的认可和赋予,因此必须要站在国家立场上抑制土地兼并.在九品中正制和占田荫亲荫客制的要求和保障下,士族往往通过"守清贫"的自律意识来抵制豪族的土地兼并,从而使魏晋豪族的经济形态呈现出"兼并"和"抑兼并"并存的矛盾局面.     

神明的“公共化”:宋明南方基层社会的演变——以赣南山区为中心

赣州的灵山庙和会昌的赖公庙在宋代至明初,都是由地方大族控制的神明,但明代中期以后,随着赣南地域社会进一步"正统化",都转变为了带有"公共"性质的神明。灵山庙和赖公庙等神庙的角色转变,表明宋至明代,除了"宗法伦理庶民化"所带来的宗族组织的出现外,还伴随着地方神明逐渐褪去大家族色彩,演变为官方认可的地方神的过程。随着地方神明的转变,宋代赣南基层社会的控制模式,已经由"大族+神庙"模式转变为"宗族+祠庙"的模式。原来很重要的地方神明逐渐摆脱大家族的控制,成为官方认可的地方公共保护神。从家族神到地方神的这一转变历程,给赣南社会留下了深刻痕迹。在赣南的广大乡村地区,宗族组织几乎消灭了大型神庙,几乎所有的神庙都化身为依附于宗族的小庙;而在官方控制比较严的城厢,几乎所有神庙已经公共化,成为地方公众认可的保护神明。我们或可把这个过程称之为神明的"公共化",以和华生所提出的神明的"标准化"相呼应,作为理解宋明以来地方社会转变过程的一个可资借鉴的分析性概念。     

苏维埃革命的兴起与南京国民政府的政治制度应对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苏维埃革命,被国民党视为威胁统治的"心腹大患"。为镇压革命,南京国民政府在进行军事"围剿"的同时,采取了系列举措创设和改革地方行政制度:农村基层厉行保甲,设置临时清乡善后委员会和特别区政治局,县府裁局改科,县以下分区设署,省县之间推行行政督察专员制度,省府合署办公等,目的在于提高应对中共和红军的行政效能。这些源于"剿共"的政治制度应对举措,构成了国民党镇压革命"七分政治"方针的核心环节,尽管其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着问题,但在消弭革命和战后维持国民党统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应对举措,也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此后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变革的基调,改变了清末以来的地方自治趋势,加强了国家对乡村和社会的管控,实为近代以来国家治理和中国政治现代化逻辑的必然发展。同时揭示,政治制度尤其是地方行政制度,只是关于国家权力分配、组织、运行等的规范,具有稳定性和长期性的历史功用,可以为不同的阶级、政党所改造利用并发挥作用。     

聚落与家族:明代紫隄村的权势演替与地域形塑

人群活动与聚落发展之间有密切的关联。紫隄村因侯峒曾家族而闻名,同时亦是一个明代中期形成的商业聚落。有明一代,先后有商业与元代海漕体制造就的富家大族沈氏、典型的粮长大户秦氏,以及士绅家族侯氏活跃在这一地域中。三姓的兴替与紫隄村发展间的关系,从一个长时段的视角,显示出在没有明显社会动荡情形下,有明一代江南社会聚落内部主导阶层身份性质的演化历程,另一方面也在多个层面揭示了地域社会权势家族对江南市镇发展、地域形塑的具体作用及影响。     

衣冠与认同:明初朝鲜半岛袭用“大明衣冠”历程初探

本文旨在探讨明初朝鲜半岛政权接受明朝服饰体系的过程,以及"衣冠"在丽末鲜初中韩宗藩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元明易代之际,中国与朝鲜半岛的社会文化变迁,显示出相当程度的联动性。与明初的"去蒙古化"运动遥相呼应,丽末鲜初朝鲜半岛也发生了类似的文化变革。明初建立的"大明衣冠"体系,迅速被丽末士大夫视作"华夏"文化复兴的表征;而接受明朝衣冠,也在高丽的历史与文化脉络中,被赋予了"追复祖宗之盛"的特殊意义。在丽末鲜初跌宕起伏的中韩关系里,"衣冠"成为构建文化和政治认同的一个重要符号。     

史林特别推荐书目

正多元视野下民间信仰与国家权力的互动:以明清江南为中心王健著上海辞书出版社2019年版本书是作者关于江南民间信仰的最新研究成果,主要以明清以来的江南地区为重点,讨论明清时代日常状态下国家权力与民间信仰互动的三种形式:毁淫祠问题、神灵入祀问题以及地方信仰空间的构建问题等。同时,本书还研究了明清鼎革时期江南的地方信仰,或可与日常状态下权力与信仰的互动     

美国早期国家建构之谜:“共和监护”视阈下的西部领地

伴随着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国家研究的兴起,美国早期国家建构历程开始进入新一代学者的研究视野。但是,无论是充满意识形态渲染的经典"弱"国家叙事,还是美国政治发展学派"找回国家"的努力,都因固守传统的欧洲理论范式而未能充分理解西部领地这一美国早期国家权力的关键问题。从最早受联邦政府监护的颇具威权色彩的领地政府,到成立符合共和原则的平等州政府,美国西部领地经历了从"监护"到"自治"的政治发展进程。这种独特的美国国家建构路径给以"政治"为中心的国家主义叙事和以"社会"为中心的自由放任叙事同时提出了巨大挑战,也为学者们打开了重审美国国家历史的新视角。     

制外之例：明代免觐考察制度

明初国家创设朝觐考察制度时,除云南布政司外各省直地方官员必须三年一次朝觐考察。然而明朝进入中期以后,社会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不断深化,国家对社会控制松懈。同时,由于水旱灾伤频发,地方事故窃发,兵荒相交等错综复杂因素并存,朝觐考察制度运行发生"越轨"和失范,地方官员奏免朝觐现象渐多,降至成化、嘉靖时期达到顶峰。免觐考察,从特例到普遍、从事实到惯例,自下而上形成一套奏请程序,在既定朝觐考察之外又演变出一套免觐考察制度,构成朝觐考察制度不可分割的部分。免觐考察的大量存在,显著降低了朝觐考察制度的功能与作用,违悖了明初朝觐考察制度设计的初衷和本意。     

晚清教会势力的楔入与地方权力格局的演化--以温州社会为例

本文通过发生在晚清温州的几个教案,分析当地民众、地方政府和士绅对于西教传入的态度、应对策略,西教传入对官、绅、民在温州社会地位的影响,以及当一个新的政治平衡出现时温州社会权力格局的特点。透过近代西方教会对温州地方权力格局演化的影响,为研究近代中国地方权力结构的变迁提供个案诠释。     

人口管理服务职能的整合与强化

一、人口管理服务是中央和地方政府的重要职能人口管理是社会管理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人口管理实践几乎有着与人类文明发展同样悠久的历史。在我国,管理人口户籍一直是中央和地方政府的重要职能之一。秦汉时的九卿之一＂治粟内史＂就是负责租税赋役（租税赋役的征收是以户口为基础的）的官吏。     

常态化防疫背景下社区内部治理中的权力制衡与协调

社区治理包含政治领导权、行政管理权、民主监督权、协助管理权等多元权力结构体系,需各个权力主体在和谐关系的基础上构建协同治理的制度框架.随着我国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状态,社区防控管理体系正在面临着一些挑战,在现有的制度框架的权力关系中,存在着政治领导权力与行政权力处于强势地位,居委会的行政化,社区自治权力弱化的冲突与失...     

科举的“在地”:论科举史的地方脉络——以明代常熟县为中心

近年来,随着科举文献的不断整理与出版,科举专经这一现象越来越得到学界的关注。区别于之前的科举史,尤其是地方科举史研究,科举专经的关注角度从对科举群体数量与时空分布的静态考察转为对科举群体专经活动的动态分析,从而为地方科举史的讨论提供了更为丰富的内容。有鉴于此,本文以明代常熟地区为例,通过对相关文献的爬梳,尝试着对该地区的专经表现、专经历程以及专经演进等方面加以考察,以观察作为国家制度的科举如何嵌入地方社会,即"在地化"这一历史过程。在此基础上,本文也将重新检视明代科举发达地区的成功之路,以期能够为地方科举史的书写提供另一可行的进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