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期非小细胞肺癌免疫治疗进展

近年来，以免疫检查点抑制剂为代表的免疫治疗显著改善了晚期肺癌患者的生存，改变了肺癌的治疗模式。本文围绕免疫治疗的机制、免疫治疗的重要临床试验、关键生物标志物以及免疫相关不良反应进行综述，介绍了近年来晚期非小细胞肺癌免疫治疗发展过程中取得的成就和面临的挑战，展望了晚期非小细胞肺癌免疫治疗的未来前景。     

新辅助免疫治疗联合化疗在可手术的非小细胞肺癌的初步疗效评估

背景与目的初步研究证实新辅助免疫联合化疗对可手术非小细胞肺癌近期疗效显著，但国内相关临床试验较少。本研究回顾性分析应用新辅助免疫治疗联合化疗的可手术Ib期-IIIb期非小细胞肺癌的临床病理资料，初步评估新辅助免疫治疗联合化疗的疗效及安全性。方法回顾性分析2019年11月-2020年12月期间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胸外科治疗的临床分期Ib期-IIIb期的非小细胞肺癌患者20例，术前应用免疫联合化疗新辅助治疗，根据影像学和病理学方法分别评估疗效。结果全组患者新辅助治疗后影像学评估疗效，客观有效率（objective response rate, ORR）为85.0%（完全缓解4例，部分缓解13例），疾病稳定1例（5.0%），疾病进展2例（10.0%）。其中17例后续接受手术治疗，16例达到R0（no residual tumor）切除，1例R1（microscopic residual tumor）切除。术后病理评估：主要病理缓解率（major pathologic response, MPR）为47.1%（8/17），其中完全病理缓解率（complete pathologic response, CPR）为29.4%（5/17）。主要不良反应：免疫相关性肺炎（Ⅳ级）1例，Ⅲ级及以上血液学毒性9例（45.0%）。结论新辅助免疫联合化疗对于可手术的非小细胞肺癌近期疗效显著，具有一定的安全性及有效性。但新辅助免疫联合化疗的远期疗效、最佳周期数以及理想预测免疫治疗效果的标记物仍有待研究。     

非小细胞肺癌免疫治疗生物标志物的研究进展

肺癌是全球死亡率最高的恶性肿瘤，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NSCLC）是其最常见的病理类型。近年来，免疫治疗给NSCLC的治疗带来划时代的变革，尤其是针对程序性死亡受体1（programmed cell death 1, PD-1）/程序性死亡配体1（programmed cell death ligand 1, PD-L1）的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mmune checkpoint inhibitors, ICIs），目前已被批准用于转移性NSCLC或部分局部晚期NSCLC患者的一线治疗和二线治疗。然而，仅15%-30%晚期NSCLC患者可以从免疫治疗中获得持续缓解和长期生存，如何探寻良好的生物标志物来有效地预测免疫治疗的疗效是当前面临的巨大挑战之一。本文对NSCLC免疫治疗疗效预测生物标志物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环状RNA在肿瘤免疫治疗中的研究进展

肿瘤免疫治疗是近年来发展起来的全新治疗方法，极大地改变了癌症的治疗方案，为癌症患者带来了新的选择，但并不是所有患者在应用免疫治疗后都疗效明显，因此如何更加有效地选择适用免疫治疗的患者和提高免疫治疗疗效是十分值得探讨的问题。随着对环状RNA（circular RNAs, circRNAs）不断深入研究发现，circRNA不仅在肿瘤标志物、肿瘤进展和预后领域中作用显著，还可以在多种肿瘤中异常表达，进而通过多种途径影响肿瘤免疫。因此检测circRNA的表达量不仅可能作为筛选适用免疫治疗的患者的补充手段，还可能用于预测肿瘤免疫治疗的疗效。本文总结了circRNA在以肺癌为首的多种肿瘤免疫治疗中的研究进展，并讨论了其在肿瘤免疫治疗中潜在的作用，意在为circRNA的临床应用提供参考。     

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在小细胞肺癌治疗中的应用与临床试验进展

小细胞肺癌（small cell lung cancer, SCLC）是一种神经内分泌型肿瘤，病情进展快、恶性程度高、易复发、预后极差。在过去的30余年中，SCLC的临床治疗策略以化疗和放疗为主，但疗效并不显著；当前SCLC的免疫治疗逐渐进入临床，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肿瘤的免疫治疗包括免疫检查点抑制剂、肿瘤疫苗、细胞因子、嵌合抗原受体T细胞免疫疗法（chimeric antigen receptor T-cell immunotherapy, CAR-T）等，目前以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的应用最为广泛。本文总结了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的原理和相关药物，汇总了它们在SCLC治疗中的国内外临床试验进展，综述了该疗法使用的生物标志物，并探讨了其未来发展方向。     

EGFR突变晚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后线接受免疫治疗的疗效分析

背景与目的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单药治疗在驱动基因阳性的晚期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NSCLC）患者中疗效甚微。研究表明，部分驱动基因阳性患者靶向治疗耐药后对免疫联合治疗仍有效。国内研究甚少。本研究旨在分析人表皮生长因子（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 EGFR）敏感突变NSCLC患者后线接受免疫治疗的疗效，评价真实世界免疫联合化疗在EGFR突变晚期患者后线治疗中的价值。方法收集2018年6月-2020年11月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确诊的EGFR突变的初治晚期肺腺癌患者共27例，均在靶向治疗进展后接受了程序性死亡受体1（programmed cell death protein 1, PD-1）检查点抑制剂联合化疗以及抗血管生成药物治疗。结果27例晚期NSCLC患者中，未合并T790M突变的有19例（70.4%），合并T790M点突变的有8例（29.6%）。总客观缓解率为40.7%。Kaplan-Meier生存分析显示，不同EGFR突变类型之间接受含PD-1单抗治疗的无进展生存期（progression-free survival, PFS）均无统计学差异（χ²=4.15, P=0.23）。未合并T790M突变的患者PFS较合并T790M突变的患者显著延长（9.2个月vs 3.3个月，χ²=2.81，P=0.041），两者总生存时间未见统计学差异（12.2个月vs 7.3个月，χ²=3.22，P=0.062）。未合并T790M的客观缓解率明显优于合并T790M的患者（52.63% vs 12.5%, P=0.045）。结论EGFR突变患者人群能从后线免疫联合治疗中获益，但合并T790M突变的患者后线接受免疫联合治疗疗效差。因此，这部分患者的后续治疗和全程化管理需要探索更优的治疗策略来提高获益。     

新辅助免疫治疗及联合化疗在NSCLC中的研究进展

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NSCLC)患者在接受标准治疗后仍有较高的复发、转移风险。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治疗在晚期肺癌患者中获得巨大进展，临床前研究及部分Ⅱ期临床研究为新辅助免疫治疗局部晚期NSCLC提供理论支持和临床证据。本篇综述阐述了免疫治疗的机制及新辅助治疗的理论优势，总结现已发表前期数据和中期分析的多篇临床研究，分析了新辅助免疫单药治疗对比免疫联合化疗的病理缓解率和安全性。{"type":"clinical-trial","attrs":{"text":"NCT02259621","term_id":"NCT02259621"}}NCT02259621、NEOSTAR、LCMC3及ChiCTR-OIC-17013726分别报告了新辅助应用纳武利尤单抗、阿替利珠单抗和信迪利单抗单药的有效性和安全性，同时NEOSTAR双药免疫组的数据显示双药免疫相较于单药可以获得更高的病理缓解率，双药免疫的高不良反应发生率也引起研究者的担忧。{"type":"clinical-trial","attrs":{"text":"NCT02716038","term_id":"NCT02716038"}}NCT02716038、SAKK 16/14和NADIM研究的数据提示新辅助免疫联合化疗的病理缓解率高于新辅助单药免疫抑制剂治疗，且不良反应可耐受。本文进一步阐述了化疗联合免疫抑制剂治疗的作用机制，并就新辅助免疫治疗后的疗效评估进行讨论。     

BRAF突变晚期NSCLC的靶向和免疫治疗研究进展

随着精准医学的发展，靶向驱动基因的治疗显著改善了晚期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NSCLC）患者的预后和生活质量。其中鼠类肉瘤病毒癌基因同源物B1（v-raf murine sar-coma viral oncogene homolog B1, BRAF）基因突变的NSCLC较为罕见，传统治疗遵循无驱动基因突变NSCLC的治疗方案，远远没有满足临床需求。近年来，针对BRAF V600E突变NSCLC的靶向治疗疗效显著，其他BRAF突变亚型靶向治疗仍在探索阶段。免疫疗法在BRAF V600E和非V600E亚型的NSCLC中也显示出积极的抗肿瘤活性。本文就BRAF阳性NSCLC患者的靶向和免疫治疗研究进展作一综述。     

非小细胞肺癌围手术期免疫治疗相关不良反应管理的临床诊疗建议

背景与目的肺癌围手术期治疗（术前新辅助治疗及术后辅助治疗）作为手术的重要辅助手段，已成为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NSCLC）全程管理中越来越重要的环节。近年来，小规模临床研究发现免疫新辅助治疗主要病理缓解率明显提升，甚至达到完全病理缓解，有望成为NSCLC治疗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免疫新辅助治疗带来疗效和生存获益，同时，其相关严重不良反应（延误手术、丧失手术机会、死亡等）备受关注。本诊疗建议目的是针对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相关不良反应（immune-related adverse event, irAE）形成适合国内医疗现状的诊疗方案。方法本文由胸外科专家、肿瘤学专家、胸内科专家以及irAE相关科室专家（消化内科、呼吸内科、心血管内科、感染内科、血液内科、内分泌科、风湿免疫科、神经内科、皮肤科和急诊科）共同完成本诊疗意见的制定工作。专家充分参考irAE指南、胸外科公开发表的大型临床研究数据以及国内医生的临床实战经验和公开发表个案，多学科反复讨论，形成针对围手术期免疫治疗相关不良反应的诊疗建议。结果本诊疗意见涵盖irAE相关的预防、评估、检查、治疗和监测全过程，以便全面、有效的指导临床工作。结论围手术期irAE管理是肺癌免疫围手术期治疗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免疫围手术期治疗的不断发展，未来需要更多的研究，以优化围手术irAE的诊疗。     

肿瘤突变负荷应用于肺癌免疫治疗的专家共识

肺癌是全球范围内发病率和死亡率最高的恶性肿瘤之一。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mmune checkpoint inhibitors, ICIs），包括程序性死亡受体1（programmed cell death 1, PD-1）抗体、程序性死亡受体1配体（programmed cell death ligand 1, PD-L1）抗体和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相关蛋白4（cytotoxic T lymphocyte antigen 4, CTLA-4）抗体，给部分晚期肺癌患者带来了显著的生存获益，改变了晚期肺癌的治疗格局。既往研究表明，PD-1/PD-L1抗体在晚期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NSCLC）中的客观缓解率只有20%左右。所以临床亟需可靠的生物标志物协助筛选ICIs潜在获益人群，提高治疗响应率。肿瘤突变负荷（tumor mutational burden, TMB）是除PD-L1表达以外新兴的免疫治疗标志物。肺癌中PD-L1表达与TMB的相关性不大，评估TMB可扩大免疫治疗的获益人群。然而在临床实践中，TMB的检测、阈值的确定和临床指导策略仍然没有形成规范。本共识将对TMB检测和应用场景给出指导性建议，以促进TMB在肺癌免疫治疗中应用的规范化。     

非小细胞肺癌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治疗相关外周血生物标志物研究进展

以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mmune checkpoint inhibitors, ICI）为代表的免疫治疗改变了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NSCLC）的治疗模式，标志物指导下的免疫治疗是精准治疗的关键。基于组织的程序性死亡受体配体1（programmed cell death ligand 1, PD-L1）和肿瘤突变负荷（tumor mutational burden, TMB）是临床上广泛接受的用于指导免疫治疗的生物标志物，然而组织标本不易获取且难以克服肿瘤的时空异质性。外周血标志物作为组织检测的补充，具有取材方便、无创等优势，同时可涵盖肿瘤和宿主免疫状态两方面的信息，在NSCLC免疫治疗疗效预测及治疗反应动态监测方面的价值日益凸显。本文总结NSCLC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治疗相关外周血生物标志物的研究进展，旨在为开发新型的生物标志物提供参考。     

恶性胸膜间皮瘤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的研究进展

恶性胸膜间皮瘤（malignant pleural mesothelioma, MPM）是一种侵袭性强、生存率低且缺乏有效治疗选择的恶性肿瘤。培美曲塞联合顺铂作为晚期MPM唯一的一线治疗方案长达20年之久。长期以来，免疫疗法被认为是MPM的一种潜在治疗方法，主要包括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mmune checkpoint inhibitors, ICIs）、免疫毒素治疗、抗癌疫苗、过继性细胞治疗等。本篇综述重点总结了MPM中ICIs的研究进展，初步分析了MPM肿瘤异质性对ICIs治疗的影响，描述了以生物标志物为导向的免疫治疗是实现MPM个体化治疗的新愿景。     

中国非小细胞肺癌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治疗专家共识（2020年版）

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NSCLC）是肺癌最常见的病理类型。晚期NSCLC的系统性抗肿瘤治疗经历了化疗、靶向治疗及免疫治疗的变革，患者总体生存时间不断延长。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mmune checkpoint inhibitors, ICIs），尤其是程序性死亡分子-1（programmed cell death protein 1, PD-1）/程序性死亡分子配体-1（programmed death-ligand 1, PD-L1）抗体已成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 EGFR）/间变性淋巴瘤激酶（anaplastic lymphoma kinase, ALK）阴性晚期NSCLC一线及二线的标准治疗和局部晚期NSCLC同步放化疗后标准治疗，并在辅助/新辅助治疗中显示出可喜的结果，改变了NSCLC整体治疗格局。随着越来越多的ICIs在国内获批肺癌适应证，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hinese Society of Clinical Oncology, CSCO）NSCLC专家委员会牵头，组织该领域的专家，结合2019年版专家共识，参考最新国内外文献、临床研究数据及系统评价，在专家共同讨论的基础上，达成统一意见并制定、更新本共识，为国内同行更好地应用ICIs治疗NSCLC提供参考意见。     

Cereblon调节T细胞逆转PD-1抗体治疗肺癌耐药的研究进展

程序性细胞死亡受体1（programmed cell death receptor 1, PD-1）是一种跨膜蛋白，主要表达于T细胞，并与靶细胞上的PD-1配体，即细胞程序性死亡配体1（programmed cell death ligand 1, PD-L1）结合。PD-1作为一种免疫抑制分子，当PD-1与肿瘤细胞上的配体PD-L1结合时，抑制了T细胞的免疫功能，从而发生肿瘤的免疫逃逸，如外周效应T细胞的耗竭导致效应T细胞向调节性T细胞（regulatory T cells, Tregs）转化。为解决这一问题，利用PD-1抗体与T细胞上的PD-1结合，从而抑制T细胞表面的PD-1与肿瘤细胞表面的PD-L1相互作用，进而恢复T细胞杀伤肿瘤细胞的功能。以Nivolumab和Pembrolizumab为代表的PD-1抗体现已被批准用于晚期非小细胞肺癌的一线治疗。但在部分患者中出现了由于肿瘤细胞、T细胞及细胞因子的相互作用导致的耐药，降低了免疫治疗的疗效。因此，如何克服患者的耐药成为了当前待解决的主要问题。研究发现，Cereblon（CRBN）作为DDB1泛素环E3泛素连接酶复合物的底物受体及免疫调节药物唯一已知的结合受体，与CRBN调节剂（cereblon modulatory agents, CMs）结合可以通过上调T细胞的增殖、激活和代谢，发挥T细胞的免疫功能从而逆转PD-1抗体耐药。本文就T细胞的下调导致PD-1抗体治疗肺癌耐药的机制、CRBN调节T细胞的机制及CRBN调节剂治疗肺癌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的肿瘤突变负荷异质性研究进展

抗程序性死亡蛋白配体-1(programmed death ligand 1, PD-L1)是靶向免疫治疗的著名生物标志物，然而不同肿瘤PD-L1的表达与治疗疗效的关系不同，部分PD-L1阴性患者接受免疫治疗有效，而部分PD-L1阳性甚至强阳性的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NSCLC)患者并不能从免疫治疗获益。通过全外显子测序(whole exome sequencing, WES)的肿瘤突变负荷(tumor mutation burden, TMB)是一种近期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批准的免疫治疗生物标志物。本文现对影响NSCLC患者的TMB的因素进行简单的综述，从而有助于临床医师根据TMB值筛选出免疫治疗的真正优势人群。     

非小细胞肺癌PD-1/PD-L1的表达与EGFR突变相关性研究

背景与目的肺癌的治疗模式以表皮生长因子受体酪氨酸激酶抑制剂（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tyrosine kinase inhibitors, EGFR-TKIs）作为EGFR突变的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NSCLC）患者一线治疗；同时以程序性死亡受体1（programmed death receptor 1, PD-1）及其配体（programmed death receptor ligand 1, PD-L1）抑制剂为代表的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mmune checkpoint inhibitors, ICIs）的免疫治疗在肺癌治疗中疗效显著。本研究旨在探讨PD-1和PD-L1在NSCLC中的表达及其与临床病理特征、EGFR突变之间的关系。方法采用免疫组化方法检测127例NSCLC PD-1和PD-L1蛋白表达，同时用定量聚合酶链反应（quantitative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qPCR）检测EGFR基因突变，分析其与临床病理特征之间的关系，研究PD-1、PD-L1表达之间以及其与EGFR突变的关系。结果NSCLC肿瘤细胞及肿瘤浸润免疫细胞PD-1阳性表达53.5%（68/127），肿瘤细胞PD-L1表达57.5%（73/127），PD-1和PD-L1的表达在低分化癌、临床分期Ⅰ期+Ⅱ期明显高于高中分化癌、Ⅲ期+Ⅳ期（均P < 0.05）；EGFR突变率为46.5%（59/127），EGFR突变的患者中女性、无吸烟史、腺癌、高中分化组分别高于男性、吸烟史、鳞癌、低分化组患者（均P < 0.05）；NSCLC患者PD-L1与PD-1蛋白表达存在一致性（kappa=0.107, 5, P=0.487），EGFR突变与PD-1、PD-L1表达存在负相关关系（Φ=-0.209，Φ=-0.221，均P < 0.05）；对NSCLC患者随访，在 < 65岁、腺癌、高中分化癌、PD-L1表达的患者中位总生存期分别高于≥65岁、鳞癌、低分化癌、PD-L1不表达患者（均P < 0.05）。PD-L1低表达患者中位生存期明显高于高表达患者（P=0.04）。结论参照《非小细胞肺癌PD-L1免疫组织化学检测规范中国专家共识》检测非小细胞肺癌PD-L1表达，筛选出抗PD-1/PD-L1治疗的优势人群；同时检测出EGFR突变的患者，并且EGFR突变与PD-1、PD-L1表达存在负相关关系，依据PD-L1表达和EGFR突变状态，可能使NSCLC患者在的个体化治疗中获益，同时65岁以下、腺癌、高中分化、PD-L1低表达的患者有相对好的预后，为NSCLC预后评估提供参考。     

RET融合阳性晚期非小细胞肺癌治疗进展

转染重排（rearranged during transfection, RET）融合阳性发生于0.7%-2%的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NSCLC）。RET基因与其他结构域之间的融合代表了NSCLC独特的生物学和临床病理学亚型。近些年以来，RET融合阳性晚期NSCLC治疗领域取得了重要进展。传统化疗能够带来一定的临床获益。在靶向药物临床应用之前或不适用的情况下，以铂类为基础的系统性化疗方案是患者初始治疗选择。免疫治疗在RET融合阳性人群中的报告数据较少且通常结果较差，不推荐免疫单药或免疫联合化疗方案作为这类患者的系统性治疗。多靶点激酶抑制剂在这类人群中的重新应用能够取得一定的治疗反应，目前仅卡博替尼和凡德他尼推荐在有限条件下作为初始或后续治疗。然而，依然存在不能满足的临床需求。普拉替尼（Pralsetinib）和塞尔帕替尼（Selpercatinib）作为RET选择性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yrosine kinase inhibitor, TKI），显著改善了RET融合阳性NSCLC患者生存及预后。普拉替尼和塞尔帕替尼已确立成为这类患者一线或后续治疗的首选方案。与其他TKI治疗时观察到的类似，RET靶向抑制治疗也会导致耐药问题，而获得性耐药的出现将影响治疗的远期有效性，并限制后续的药物选择。因此，本文将围绕RET融合阳性晚期NSCLC治疗进展进行综述。     

肺癌免疫治疗耐药机制及应对策略

近年来，免疫治疗在肺癌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突破，为肺癌患者带来长久的生存获益。但是随着临床应用的逐渐广泛，在一线接受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治疗的患者中，约30%-50%表现为短暂获益或不获益，提示免疫耐药的存在。目前研究表明免疫耐药是一个综合的、动态的过程，其机制受到肿瘤细胞、免疫微环境及宿主本身等多方面的影响。随着免疫耐药机制的深入研究、免疫治疗新靶点的发现及免疫联合治疗的发展，免疫耐药后的治疗策略成为当今时代下的重要思考方向。本文将着重探讨以上问题，希望为筛选优势人群、扩大受益群体提供线索和思路。     

非小细胞肺癌脑转移治疗的研究进展

肺癌是全世界癌症相关死亡的首要原因，肺癌最常见的病理类型是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NSCLC），NSCLC引起的脑转移发病率一直呈上升趋势。脑转移严重影响患者的认知功能、生存时间及生活质量，预后极差，自然病程约1个月-3个月。经过治疗后中位生存时间也仅有3个月-6个月，1年生存率为14%，2年生存率仅为7.6%。脑转移的部位、数量、大小与其症状及生存期相关，有中枢神经系统症状的患者预后更差。脑转移瘤治疗的目标是优化总体生存率和生活质量，并优先保留神经认知功能。目前，NSCLC脑转移的主要治疗方式包括放疗、手术、化疗、分子靶向、免疫治疗。临床上要根据患者的异质性（临床特点、病理类型、组织分型等），对患者最佳的治疗方式进行多学科的评估。本文旨在对当前治疗方法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外周血炎症指标作为预测性指标在晚期非小细胞肺癌免疫治疗中的应用

背景与目的肺癌是癌症相关死亡最主要的病因，其中非小细胞肺癌（non small cell lung cancer, NSCLC）是最常见的类型。目前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mmune checkpoint inhibitors, ICIs）已经成为晚期NSCLC主要的治疗方法之一。本文回顾性研究了外周血炎症指标对晚期NSCLC患者免疫治疗疗效及生存预后的影响，以寻找指导NSCLC免疫治疗的策略。方法选取2018年10月-2019年8月于南京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住院治疗的晚期NSCLC患者，均接受抗PD-1（Pembrolizumab、Sintilimab或Toripalimab）单药或者联合方案治疗。随访至2020年12月10日，根据RECIST1.1标准评价疗效，分析影响疗效的显著变量，并随访无进展生存期（progression-free survival, PFS）及总生存期（overall survival, OS）进行生存分析。根据治疗前、治疗后6周、治疗后12周（0 w、6 w、12 w）三个不同时间点中性粒细胞计数与淋巴细胞计数比值（neutrophil-to-lymphocyte ratio, NLR）数据构建临床预测模型分析NLR的预测价值，并验证模型准确性。结果最终纳入173例患者，所有患者均接受上述治疗方案，中位随访时间19.7个月。客观缓解率（objective response rate, ORR）27.7%（48/173），疾病控制率（disease control rate, DCR）89.6%（155/173），中位PFS为8.3个月（7.491-9.109），中位OS为15.5个月（14.087-16.913）。χ²检验及Logistic多因素分析显示NLR_6w与ORR相关，NLR_12w与ORR、DCR相关，进一步Cox回归分析显示NLR_6w和NLR_12w影响PFS，NLR_0w、NLR_6w和NLR_12w与OS相关。结论在晚期NSCLC患者中，不同时间点的NLR数值是免疫治疗反应的有效预测因子，并且NLR < 3往往与良好的预后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