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乡村社会士绅权威地位的多元来源——以义和团前后华北乡村地方政治为主要事例

士绅阶层在中国传统乡村社会扮演着多重的社会角色,这反映出士绅权威来源的多元性。国家制度赋予的政治身份,是士绅阶层的标志性身份,也是士绅权威区别于其他乡村权威的权威来源。在乡村社会自生秩序中,士绅权威的性质,是以传统习俗和道德为依归的传统型权威,宗族和地方社会的关系网络,是他们在乡村社会中获得权威地位的又一来源。士绅自觉的阶层意识和乡村霸权地位,也是士绅能够取得高于其他乡村权威地位的重要的文化和象征资本。此外,权威身份真正的获得,也与个体士绅运用各类权威资本的能力密不可分。     

近世江南乡居士绅的城乡流动——以分湖柳氏为例

近世乡村社会出现了精英阶层枯竭的现象,乡居士绅向城镇的流动被认为是造成这一现象的主因。本文以分湖柳氏为研究案例,对近世江南乡居士绅城乡流动的迁移规模、迁居取向、迁移的影响因素等进行了分析,认为近世城镇的扩容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乡居士绅的城镇化,但从流动规模看与传统社会并无本质区别,造成近世乡村社会精英阶层枯竭的真正原因是废科举后乡村精英补给线的断裂。     

乡保制与地方治理:以乾嘉道时期巴县为中心

本文以清代乾嘉道巴县档案为基础,展示这一时期该地地方治理在很大程度上系由乡约、保长、客长、团首等乡保人员来落实和完成。乡保制是在清代地方官吏队伍不足的情形下应运而生的一种半官方地方管理机制。这一机制整合了法定的乡约、里甲、保甲、仓储制,其低成本和功效使之通行全国。即使在白莲教起义后,在县官期待由士绅领导的团练事务上,巴县团练也是由乡保而非士绅主办。这一事实提醒我们乡保制的稳定性与包容性以及既往研究中未加充分注意的士绅崛起之时代、地域差异。     

清末民初士绅与江南乡镇教育近代化

士绅是推动江南乡镇传统教育的中坚力量。近代以来，江南传统士绅开始分化转型，出现绅商集团与接受新旧教育的复合型人才。面对社会遽变，他们自觉承担起兴办新式教育的职责，在国家教育投资无法企及的乡镇创办各类小学，使乡镇教育成为新式教育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近代城市贫民阶层及其救济探析——以天津为例

随着天津开埠通商和工商业的发展,贫民阶层在社会资源的占有上处于劣势。面对庞大的贫民阶层,以各级官吏为代表的国家和以地方士绅商人为代表的民间社会清晰地认识到:如果分化越过了一定的底线,则将在各个阶层和各个群体间制造出鸿沟和对立。这种鸿沟和对立将影响社会和谐,成为社会不稳定甚至动荡的根源。因此,在他们的倡导和主持下,各类救济和慈善机构应运而生,这些救济慈善机构在平衡社会财富,扶助下层社会,推动社会公平,以及稳定社会秩序等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晚清地方自治思想的输入及思潮的形成

清朝末年，地方自治曾成为一种社会思潮。不仅关于地方自治的言论遍见于各种报刊杂志，研究、筹办地方自治的团体机构纷纷成立，而且1905年前后．上海、奉天、南通、天津等地，或士绅自发，或官府督导，都曾自发创办过地方自治。据统计，1908年以前，各省成立的名目不一，规模不等，机构不同，成效各异的自治团体和自治机构已有100多个。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清政府颁布了《九年预备立宪逐年筹备事宜清单》，把地方自治开列为预备立宪必办之事，并于翌年年初(光绪三十四年年底)颁发了《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     

省权、绅权与省长：韩国钧与京地互动下的江苏“省治场域”（1922—1923）

在北洋江苏的“省治场域”中,士绅群体可分为省际、省域、县域和旅外同乡四类。其中苏社诸理事是对江苏省政具有主导性的“省际士绅”。而江苏旅京同乡会对江苏省政也具有相当大的话语权。此外,江苏省内因地域、职业、权益等因素大致有南通派与非南通派。南通派在省议会中拥有金陵俱乐部,而非南通派有省立校长联合会,他们可谓是“省域士绅”。省以下有县议会联合会这一“县域士绅”组织。1922年苏社理事们与旅京同乡力主“苏人治苏”,联手运动韩国钧长苏。“苏人治苏”背后实是“省权”与“绅权”双重扩张的结果。韩国钧长苏后接连遭遇七百万公债案、议教之争和恢复“旧县制”等问题。七百万公债案展现出省政府、省际士绅与旅京同乡的互动过程;议教之争展示出省治场域内不同层级、不同领域士绅间的纷争;恢复“旧县制”是县域士绅为重振县域绅权而起。以“省治场域”为视角,对北洋士绅分层分类探讨,是对“地方精英”概念的反思,旨在展现出北洋省治的内部构造与动态过程。     

晚清教会势力的楔入与地方权力格局的演化--以温州社会为例

本文通过发生在晚清温州的几个教案,分析当地民众、地方政府和士绅对于西教传入的态度、应对策略,西教传入对官、绅、民在温州社会地位的影响,以及当一个新的政治平衡出现时温州社会权力格局的特点。透过近代西方教会对温州地方权力格局演化的影响,为研究近代中国地方权力结构的变迁提供个案诠释。     

明伦、公议、教化——明末清初明伦堂与江南地方社会

明清地方普设明伦堂,为学校生员肄业之所,但一旦它在地方社会扎根后,其功能则大为扩展。明伦堂对于团聚士绅力量有不可或缺的作用,在特殊的历史时期,甚至成为士人参与地方活动的重要场所。在晚明江南,尤其苏松一带,此现象尤为特出。松江一府五学联合发《五学檄》,实属罕见。以明伦堂为核心的地方势力的强大,迫使从中央到地方都不得不加以关注。明末官方对此种势力更多的是依赖与协调,而清初则竭力压制。明伦堂或为教化之所、或为公议之所、或为惩戒之所,实则都关系到地方社会的秩序与稳定。     

佛教与晚明士绅社会形成之再观察——以休宁仰山为例

仰山地处休宁僻壤,以宝公祠、龙湫求雨闻名周边。后经火灾,毁于一旦。明隆庆三年,在程、吴、毕宗族与地方僧人合力下,重建仰山。万历十二年,性觉、性玉重新规划仰山,增强仰山佛教底蕴,获得官方封赠。在僧人文石、遍空、夜台以及文人士绅的帮助下,仰山由一个荒芜之地、权力空地,变成了以佛教为中心,程氏、吴氏主导,地方官府引导,融汇祈愿、求福、降雨、念佛、声望、控制等各种愿望祈求在一起的区域。在其形成过程中,宗族里社、文人士绅、佛教僧众、地方官府等力量交织在一起,地方权力与社会阶层在这狭窄的空间中看起来分离,但内在的联系与控制更为紧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