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年人生活事件、应对方式、社会支持与心理健康的关系

目的 探讨老年人生活事件、应对方式、社会支持与心理健康的关系.方法 在抚顺市2个街道随机抽取60岁及以上老年人280人(收回有效问卷176份),采用症状自评量表、生活事件量表、老年人应对问卷及社会支持量表为测评工具.结果 ①躯体化、强迫症状、抑郁、焦虑、恐怖因子分显著高于常模(P＜0.01);人际、敌对因子分显著低于常模(P＜0.01);②生活事件总刺激量、负性生活事件刺激量与抑郁、焦虑、恐怖有显著正相关(P＜0.01);③消极应对方式与躯体化、强迫症状、抑郁有显著正相关(P＜0.01-0.05);积极应对与躯体化、强迫症状有显著负相关(P＜0.01～0.05);④支持利用度与抑郁、焦虑、敌对、恐怖显著负相关(P＜0.01);主观支持与焦虑、敌对、恐怖显著负相关(P＜0.01～0.05);客观支持与焦虑显著负相关(P＜0.01).多元回归分析:消极应对方式、负性生活事件、社会支持利用度进入回归方程.结论 消极应对方式、负性生活事件、社会支持利用度是影响老年人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其中消极应对方式是首要影响因素.     

慢性精神分裂症照料者生命质量的调查

目的:调查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照料者的生命质量状况。方法:纳入符合ICD-10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照料者60例和与之匹配的健康对照组60例,采用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A)、生活质量综合评定问卷(GQOLI-74)和领悟社会支持量表(PSSS)分别对两组进行评估。结果: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照料者的HAMD、HAMA评分高于健康对照组(t=8.218,6.144;P0.001),PSSS总分(t=6.242,P=0.000)和GQOLI-74各维度分(t=2.622,4.983,2.983,4.184,6.137;P0.05)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生活质量的心理功能维度与心理健康状况(HAMD,HAMA)呈负相关(r=-0.288,-0.312;P0.01),与家庭支持呈正相关(r=0.457,P0.01),总体生活质量因子分与抑郁情绪呈负相关(r=-0.167,P0.05),GQOLI-74的4个维度与社会支持总分呈正相关(r=0.157,0.281,0.414,0.164;P0.05或0.01)。结论: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照料者的心理健康状态、社会支持度、生活质量较健康对照组差,应引起重视。     

中晚期肺癌手术患者负性情绪因素分析及跨理论模型干预的应用效果

目的:探讨中晚期肺癌手术患者负性情绪因素分析及跨理论模型干预的应用效果。方法:选取2015年10月-2016年10月我院76例中晚期肺癌手术患者作为研究组,选取同期60例健康体检者作为对照组,调查入选对象的负性情绪,并按跨理论模型指导进行护理干预,采取焦虑自评量表(SAS)、抑郁自评量表(SDS)对患者负性情绪变化进行评定。结果:研究组负性事件频数及刺激量、生活事件总频数及刺激量均高于对照组(t=23.030,22.489,11.009,9.690;P0.05);而两组正性事件频数、正性事件刺激量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研究组焦虑、抑郁、躯体化、敌对、恐慌、偏执、人际关系敏感、精神病性等心理状况评分均高于对照组(t=17.123,19.487,18.528,23.791,13.847,19.083,14.969,14.877;P0.05);研究组干预后SAS、SDS评分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55.110,-43.054;P0.05)。结论:在中晚期肺癌手术中,针对肺癌患者存在的负性情绪,开展以跨理论模型为指导的护理干预,可改善患者心理状态。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ife Events and Social Support in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目的 了解生活事件和社会支持与抑郁障碍患者发病的关系.方法 采用生活事件量表和社会支持量表作评定工具,对42例抑郁障碍患者与42例正常人进行研究.结果 抑郁障碍患者负性生活事件和正性生活事件及生活事件总值均显著高于对照组(P＜0.01),而抑郁障碍患者的社会支持量表分明显低于对照组(P＜0.01).结论 生活事件和社会支持不足与抑郁障碍患者的发病密切相关.     

银屑病患者的心理社会因素

目的 :探究银屑病患者的心理社会因素特点。方法 :采用临床心理测定工具分别测定了 40例银屑病患者及 3 8例正常对照组的生活事件、人格特征、应付方式、社会支持、患病后的心身健康状况及其影响因素。结果 :病例组本次患病前所经历的生活事件频数及紧张值 ,A型行为评分 ,消极应付方式评分 ,抑郁及焦虑分值均显著高于对照组。积极应付评分 ,社会支持总分减低。发现家族史、生活事件紧张总值、A型行为和抑郁为银屑病的危险因素 ,而积极应付方式和社会支持为疾病的保护因子。结论 :银屑病患者具有特殊的心理社会特征和心身健康状况 ,应采取积极的社会心理干预措施     

银屑病患者的心理社会因素研究

目的研究银屑病患者心理社会因素的特征。方法运用临床心理测定工具(LES,CS,SSS,SAS,SDS)测定30例银屑病患者及30例正常对照组病前遭遇的生活事件、应付方式、社会支持、患病后的心身健康状况及其影响因素。结果银屑病患者本次患病前所经历的生活事件频数及紧张值,消极应付方式评分,抑郁及焦虑分值均显著高于对照组。积极应付评分,社会支持总分减低。发现家族史、生活事件紧张总值和抑郁为银屑病的危险因素,而积极应付方式和社会支持为疾病的有利的保护因素。结论银屑病患者具有一定的心理社会特征,可对病人进行一定的社会心理干预措施。     

慢性肝炎病人心理社会因素的临床对照研究

本文采用艾森克个性问卷、心理应付方式问卷和生活事件量表对６０例慢性肝炎病人进行研究，并与６０例出血热病人进行比较，结果发现，肝炎病人具有内向和不稳定的个性倾向，消极心理应付评分均值（１．９８±０．６３）高于对照组（１．３５±０．７２，Ｐ＜０．０５）。生活事件总频数和负性生活事件频数、慢性精神紧张评分总值和慢性负性精神紧张程度都高于对照组。     

生活事件对大学生焦虑和抑郁的影响

目的:考察大学生生活事件、社会支持对其焦虑、抑郁的影响。方法:采用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领悟社会支持量表、社会支持量表、焦虑自评量表、抑郁自评量表对261名在校大学生进行测量。结果:领悟社会支持在生活事件与大学生焦虑(加入中介变量前,β=0.298,P=0.001;加入后,β=0.236,P0.01)和抑郁(加入中介变量前,β=0.277,P0.01;加入后,β=0.200,P0.01)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社会支持调节该中介过程。结论:生活事件不但直接影响大学生焦虑和抑郁,并通过领悟社会支持间接影响大学生焦虑和抑郁,即领悟社会支持在生活事件和大学生焦虑、抑郁间起部分中介作用,社会支持调节该中介过程。     

抑郁障碍患者生活事件和社会支持的研究

目的了解生活事件和社会支持与抑郁障碍患者发病的关系。方法采用生活事件量表和社会支持量表作评定工具,对42例抑郁障碍患者与42例正常人进行研究。结果抑郁障碍患者负性生活事件和正性生活事件及生活事件总值均显著高于对照组(P<0.01),而抑郁障碍患者的社会支持量表分明显低于对照组(P<0.01)。结论生活事件和社会支持不足与抑郁障碍患者的发病密切相关。     

心理社会因素在重性抑郁障碍中的作用

为探讨心理社会因素在重性抑郁障碍中的作用。采用抑郁自评量表(SDS)、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艾森克人格问卷(EPQ)、生活事件量表(LES)、特质应对方式量表(TCSQ)和社会支持问卷(SSS)对114例重性抑郁障碍患者进行测试,同时选取97名健康志愿者进行对照研究。结果显示:①重性抑郁障碍患者组的EPQ-精神质(P),神经质(N)分高于健康对照组,内外向(E)分低于健康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②重性抑郁障碍患者经历的负性生活事件高于健康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③患者组消极应对分高于健康对照组,积极应对分明显低于健康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④重性抑郁障碍患者组在社会支持总分,主观支持与利用度均低于健康对照组(P<0.01)。重性抑郁障碍患者的人格特征及负性生活事件,应对方式,社会支持在其发病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     

心理社会综合干预模式对精神分裂症患者家属生存质量的影响

目的:探讨心理社会综合干预对精神分裂症患者家属生存质量的影响。方法:上海市静安区在册管理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家属为研究对象,共126例,按所在街道分为研究组和对照组,各入组63例,实际完成研究例数分别为61例和63例。对照组接受常规社区精神卫生服务,研究组在常规社区精神卫生服务基础上联合心理社会综合干预。分别在入组前和干预1年末,采用Zarit护理负担量表(ZBI)调查照料负担,采用抑郁自评量表(SDS)、焦虑自评量表(SAS),简易应对方式问卷(SCSQ)、世界卫生组织生存质量测定量表简表(WHOQOL-BREF)和中国居民主观幸福感量表简本(SWBS-CC20)评定两组家属的照料负担、心理健康状况、应对方式、主观幸福感以及生存质量。结果:干预1年末,与干预前比较,研究组ZBI、SDS、SAS、SCSQ消极应对方式的得分降低(t=6.48,3.50,3.42,5.33;P0.01),SCSQ积极应对方式、WHOQOL-BREF总分以及SWBS-CC20中社会信心的得分增高(t=-6.37,-2.46,-2.02;P0.05);对照组WHOQOL-BREF的综合自评分的得分降低(t=4.73,P0.001);两组间比较,研究组ZBI、SDS、SAS、SCSQ消极应对方式的得分低于对照组(χ~2=4.66,t=-3.22,-2.35,-2.76,-2.15;P0.05),SCSQ积极应对方式、WHOQOL-BREF以及SWBS-CC20总分的得分高于对照组(t=2.46,2.31,2.43;P0.05)。结论:心理社会综合干预模式能够改善精神分裂症患者家属的心理健康水平,缓解其负性情绪,较多采用积极应对方式,减轻了患者家属照料负担,提高了他们主观幸福感和生存质量。     

青少年抑郁、焦虑情绪与其相关因素

目的 探讨青少年抑郁、焦虑情绪与其相关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方法 采用抑郁、焦虑自评量表、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领悟社会支持量表、认知情绪调节量表对1180名中学生进行调查.结果 青少年抑郁和焦虑情绪的发生率分别是73.2％和36.7％,两种情绪有显著相关性(r=0.436,P＜0.001);抑郁和焦虑情绪与生活事件、领悟社会支持以及认知情绪调节量表中的部分因子均有相关性(r=-0.406～0.630,P＜0.01或P＜0.05);进一步回归分析发现积极重评、学习压力、人际关系、积极调整对抑郁具有一定的预测作用(t=5.189,3.710,3.423;P＜0.001;t=2.065,P＜0.05),灾难化、学习压力、人际关系、责难自己对焦虑情绪有一定的预测作用(t=7.397,8.032;P＜0.001;t=3.043,P＜0.01;t=2.399,P＜0.05).结论 生活事件、领悟社会支持、认知情绪调节方法中部分因素会导致青少年抑郁、焦虑情绪,并对其有一定的预测作用.     

产后抑郁水平及其影响因素

目的探讨生活事件、社会支持和应付方式对产后抑郁水平的影响。方法采用随机抽样方法,抽取627例2006年1月～2007年2月间在广州市某妇幼保健院分娩的产妇,应用自评抑郁量表（SDS）、生活事件评定量表（LES）、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SRS）和应付方式问卷进行问卷调查,用SPSS11.0软件统计分析。结果产妇SDS平均分35.94±7.68。产后明显抑郁症状发生率25.8。负性生活事件、客观支持以及积极和消极的应付方式均对产后明显抑郁症状的发生有一定的影响。结论明显产后抑郁症状发生者往往经历较多的负性生活事件,缺乏客观支持,且较多用消极的应付方式处理和对待问题,提示我们在预防和干预上应采取多层次综合措施,以降低产后抑郁水平。     

支气管哮喘患者心理健康与应对方式

目的研究支气管哮喘患者的心理健康状况与应对方式。方法以症状自评量表(SCL-90)、抑郁自评量表(SDS)、焦虑自评量表(SAS)、特质应对方式问卷对60例确诊的支气管哮喘患者和50例正常对照者进行调查研究。结果患者组SCL-90总分、躯体化、人际敏感、抑郁、焦虑、敌对、恐惧、偏执、精神病性得分显著高于对照组(t=4.441,5.722,4.124,3.232,5.631,4.300,3.863,1.712,1.982;P<0.05或P<0.01);抑郁和焦虑得分显著高于对照组(t=5.101,7.142;P<0.01)。患者组的积极应对方式显著低于对照组(t=-5.591,P<0.01),消极应对方式显著高于对照组(t=4.482,P<0.01)。相关分析显示,积极应对与SCL-90总分、焦虑、抑郁得分呈负相关(r=-0.238,-0.259,-0.324;P<0.001),消极应对与SCL-90总分、焦虑、抑郁得分呈正相关(r=0.407,0.435,0.442;P<0.001)。结论支气管哮喘患者的心理健康状况较低,存在明显的焦虑和抑郁情绪,且更多采用消极应对方式。     

首发精神分裂症与生活事件和社会支持的关系

目的 了解生活事件和社会支持与首发精神分裂症的关系。方法 采用生活事件量表和社会支持量表作评定工具,对42例首发精神分裂症与42名正常人进行对比研究。结果 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负性生活事件和正性生活事件及生活事件总值均显著高于对照组,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社会支持量表分明显低于对照组。结论 生活事件和社会支持不足与首发精神分裂症的发病密切相关。     

全膝关节置换术后假体周围感染患者社会心理因素的探讨

目的探讨和分析全膝关节置换术后假体周围感染患者的社会心理因素的变化情况,以期为此类患者提供更好的社会心理康复治疗。方法采用调查问卷方法,运用心理状况自评量表(SCL-90)、艾森克个性问卷(EPQ)、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SRS)及生活事件量表(LES)分别对21例全膝关节置换术后假体周围感染患者(研究组)和30例初次全膝关节置换患者(对照组)进行问卷调查,资料统计结果采用t检验及方差分析对各项指标均数进行检测分析。结果全膝关节置换术后假体周围感染组的患者表现出较多的社会心理因素障碍,其中心理状况自评表中的躯体化、抑郁、焦虑、精神性、阳性项数及总分6个因子评定均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艾森克个性问卷中的精神质与神经质显著低于对照组(P0.01);社会支持评定表中的客观支持、支持利用度及总社会支持评分均显著低于对照组(P0.01);生活事件量表中的紧张总值、负性事件紧张总值、生活事件数均显著高于对照组(P0.01)。结论全膝关节置换术后假体周围感染患者普通存在较明显的社会心理障碍,即心理健康和社会支持力均低下,对此类患者除在给予药物、手术治疗的同时,应给予适当的心理治疗与社会支持干预。     

认知团体心理治疗干预社区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家庭照料者疗效

目的:探索认知团体心理治疗干预慢性精神分裂症家属心理精神状况的实际效果,为提升家属心理健康水平改善家庭康复成效提供理论依据。方法:通过在常规随访、康复指导基础上结合认知团体心理治疗的运用,以焦虑自评量表(SAS)、抑郁自评量表(SDS)、生活满意度指数A量表(LSIA)、家庭负担会谈量表(FBS)、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SRS)、亲属应激量表(RSS)等评估治疗对家庭照料者的影响,运用SPSS 13.0统计软件分析量表结果。结果:认知团体心理治疗干预后,干预组与对照组在SAS、SDS、LSIA以及SSRS的主观支持、支持利用度及总分因子中出现显著统计学差异(t/t'=-2.498,-3.675,2.762,2.835,4.370,3.624;P0.05),且在SAS、SDS量表因子中干预组得分低于对照组,在LSIA、SSRS量表因子中干预组得分高于对照组。干预前后,干预组在SAS、SDS、LSIA、SSRS、RSS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t'=2.810,2.892,-2.385,-3.089,2.011;P0.05)结论:认知团体心理治疗能作为社区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家庭照料者社会支持系统的补充,显著减少其焦虑、抑郁情绪,提升其生活满意度水平。干预能通过改善照料者心理健康状况,促进其家庭康复氛围营造,使患者情绪趋于稳定,对缓解家属心理应激具有一定作用。     

高原汽车兵抑郁相关因素分析

目的调查高原汽车兵抑郁情绪及影响因素。方法采用抑郁自评量表(SDS)调查高原汽车兵抑郁情况,比较抑郁组和正常组两组人格特征、心理健康水平、生活事件等因素。结果SDS粗分为43.31±7.71,SDS标准分为54.29±9.69,符合抑郁症者96人,占61.54%;与正常组比较,患者组EPQ-E分低,EPQ-N、EPQ-P分高(P<0.01～0.05);SCL-90总分、各因子分和阳性项目因子分高(P<0.01)。生活事件总分、负性生活事件得分高于正常组,社会支持总分和主观支持分低(P<0.01～0.05)。积极应付方式评分较低而消极应付方式高(P<0.01～0.05)。结论高原汽车兵有较严重的抑郁障碍,并且受到个性特征、生活事件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内观认知疗法联合药物治疗精神分裂症后抑郁患者的疗效

目的:探究内观认知疗法联合药物治疗精神分裂症后抑郁的疗效。方法:将160例精神分裂症后抑郁患者随机分为研究组(80例)和对照组(80例),两组均给予药物治疗,研究组同时给予内观认知疗法。在治疗前、治疗后分别进行阳性与阴性症状量表(PANSS)、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17)、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SRS)及简易应对方式问卷(SCSQ)评估。结果:在干预后研究组的PANSS中阴性症状(t=-9.2123,P=0.0000)及总分评分(t=-4.924,P0.001)明显低于对照组;(2)研究组干预后的HAMD评分(t=-11.9037,P=0.0000)明显低于对照组;(3)研究组干预后的SSRS总分(t=6.581,P0.01)及客观支持(t=5.2601,P=0.0000)、主观支持(t=3.2032,P=0.0016)、社会利用度(t=2.6428,P=0.0091)3个维度的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4)研究组干预后的积极因子评分(t=6.5077,P=0.0000)明显高于对照组,消极因子评分(t=5.307,P0.01)明显低于对照组。结论:内观认知疗法有助于精神分裂症后抑郁患者改善阴性症状、抑郁情绪、社会支持及应对方式,值得在临床中推广。     

贫困大学生抑郁情绪调查研究

目的了解贫困大学生情绪健康水平及影响因素,为今后贫困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提供理论依据。方法采用流调抑郁量表（CES-D）、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ASLEC）、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SRC）和特质应对方式问卷（TCSQ）对山西医科大学临床系438名新生进行团体施测。结果 1贫困生抑郁情绪明显高于非贫困生（t=3.43,P=0.00）;2贫困生抑郁情绪与人际关系（t=0.38,P〈0.01）、各种社会支持及应对方式密切相关（P〈0.05）;3影响贫困生抑郁情绪的因素主要为总体社会支持、消极应对方式、生活事件。结论提高贫困生的社会支持力度、改善贫困生的应对方式及人际交往能力有利于改善他们情绪健康水平。